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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新趋向的对话
2020年07月15日 16:18 来源:文艺报 作者:凯伦·科茨 赵 霞 字号
关键词:儿童文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儿童文学

作者简介:

  2020年4月17日上午,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与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赵霞副教授,就儿童文学的相关话题展开了一场对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本约定的面谈改为线上视频进行。预定一个小时的对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这里发表的是关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中新的审美趋向及其批评意义的部分。

  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趋向

  赵 霞: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面对不同寻常的病毒,就让我们从一组“不同寻常”的作品开始我们的对谈:《丑鱼》《蝌蚪的承诺》《这不是我的帽子》《大丑怪和小石兔》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

  这种“不同寻常”使它们越出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一般理解。《丑鱼》中的霸凌者丑鱼,结局是被另一条更大的鱼吃掉;《蝌蚪的承诺》,原是蝌蚪与毛虫之间爱的承诺,看看它是怎么结束的:蝌蚪变的青蛙吃掉了毛虫变的蝴蝶;《这不是我的帽子》,大鱼可能欺凌或吃掉了小鱼,里面似乎隐含着某种丛林法则——当然,那只是表象,我不认为真是这样;还有《大丑怪和小石兔》。我清楚地记得你在课堂上朗读这个作品的场景。这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它始于寂寞,终于永恒的孤独。但它是如此感人。

  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儿童文学中的这种“不同寻常”。怎么看待这种审美发展的趋势及其意义?

  凯伦·科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显然,为了辨识“不同寻常”之物,首先肯定有一个模式,它打破了这个模式。我认为,所有儿童文学,甚至实际上所有文学的模式,都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愿望之间的一场商榷。也许可以说,儿童文学的模式是更强调我们的愿望。它通常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最后以我们对世界的愿望结束。就拿《丑鱼》来说,我们认识到的真相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霸凌者,他们卑鄙而且令人恐惧。孩子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非常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愿望是,一个胜者可能会出现并击败恶霸。或者,我们最希望孩子看到的是,霸凌者认错、转变,洗心革面。但是《丑鱼》这样的作品,把我们带到了我们通常对孩子隐瞒的关于世界的另一个真相:为了击败一个霸者,有时候需要另一个更大的霸者。那是一个更大的真相。我们最初期待一个英雄。但这里是另外一种事实。关于《蝌蚪的承诺》,它触及的真相也许乍听之下令人不大舒服。人们期待的肯定是蝌蚪和毛虫之间的爱是永远的。

  赵 霞: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

  凯伦·科茨:是,不论大写还是小写的罗曼蒂克。但更大的真相是,天真的爱情不持久,它也许会毁掉你,这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教训。所以,如果你的爱是幼稚的,它就不会持久,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你。《大丑怪和小石兔》是一个很难的故事,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个世界不喜欢怪物,怪物太恐怖、太丑陋,是它不能容忍的。通常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丑小鸭”式的故事,丑小鸭克服了它的“丑”,长成了美丽的天鹅。或许,我们对故事里这个丑陋的大怪物的愿望也是如此。然而,更大的真相是:人们认为没有怪物世界会变得更好,就像故事里没有了巨怪之后,一切都回归正常。

  赵 霞: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跟你刚才的解释有些不同。我以为这个作品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有某种孤独感。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大怪物。你感到孤独,你可以跟你心中的“石兔”说话,哪怕它是沉默的。这会暂时排解你的孤独,但最终,你还是孤独的。人生而孤独,死时一样寂寞。这是某种浸透我们存在的孤独感。这大概也是一个好作品的象征——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它。

  你提到,这些作品与寻常的儿童文学故事美学相距甚远。我在想,大约在1960年代前后,西方儿童文学界也出现过一股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潮流。作家们呼吁,让我们接受儿童的生活中也有悲剧,让我们告诉孩子生活中有些冷酷的真相——那也是所有人生活的真相。但是,跟这个趋势相比,眼下的这一波变化又有所不同。这些作品带着一种非常奇特的趣味。一方面,我们知道,它们正在谈论的是我们生活中某些冷峻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它又带着某种幽默的愉悦。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这不是我的帽子》,读到最后,大鱼从水草丛里戴着帽子游出来,我想许多读者会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觉。想到我们看不见的其间,小鱼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这无疑是有些残忍的。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想笑。大鱼可能欺凌了小鱼,甚至可能吃掉了它。但小鱼确实偷走了它的帽子。那么何者是错,何者是对?就像现实生活一样,似乎很难判定孰是孰非。

  我在想的是,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新趋势,这种面向孩子的生活表现,是不是在把我们带向儿童文学美学思考的更深层次?

  凯伦·科茨:确实如此。我想这里存在着一种反讽的哲学。其反讽的意味在于,尽管我们并不愿意这一切是真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这也许令人悲观,但作为人类,我们生性不能接受彻底的悲观。所以,我想说,这可能是一种幽默理论。一方面,如果想要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可惧之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我们不沉迷于这种恐惧,而是用一些幽默的陈述来翻转它,并获得控制权。你刚才说到的幽默,比如作品采用的漫画式插图,就使故事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幽默是一种应对机制。我一直在想它是怎么运作的。它可以通过提供某种语言或态度上的掌控感,来帮助我们应对问题。

  赵 霞:实际上,透过这种“不同寻常”的趋势,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也是贯穿儿童文学发展史的一种趋势:让孩子明白,只有当你了解了生活和现实的所有面孔,你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幸福。如果只是盯着浪漫的一面,你从故事中获得的幸福感实际上是虚假的,虚构的。

  思考儿童文学的意义

  赵 霞:是不是可以说,这种“不同寻常”的发现和表现,对它的认识和认可,是贯穿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线索之一?

  凯伦·科茨:我想是的,同时,我认为在谈论发展时必须谨慎,它不一定是进步的。仅仅因为发生了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的已经成为过去。更准确地说,是出现了一种创新、一个变化。所以,仍然会有许多故事表现对世界的乐观看法,有些孩子也许更喜欢那类故事。同时,也有人更喜欢反讽和对黑暗面的表现。这跟儿童的气质和经验有关。

  赵 霞:如果说儿童文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不断发现、认识、书写那些过去传统中认为的“不同寻常”之物,能否谈谈你对儿童文学价值的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在你的《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里,你关心的正是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儿童文学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发展来说,显得如此重要?

  凯伦·科茨: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些核心因素。我们是人,人的大脑需要故事,我们通过故事思考。而我们在孩提时代阅读的故事,许多情节结构是跨文化的,它们是关于存在于世界和交往中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故事。所以有人在几个核心故事的基础上建立起故事的分类法,这些核心故事在不同的文化里被一再重述。它们讲述的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如何建构的故事,在我看来,不仅是关于人类,还包括那些超越人类(比如超自然)的领域。所有这些结构都在儿童故事里得到建立。随着儿童故事变得日益复杂,它越来越关注内在性,包括心理、思维的发展。那些我们不会大声讲出来的事情,我们都会在故事里读到。所有这些将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期望和希望。再说一次,这就是我们的认识和愿望之间的摇摆与商榷。

  赵 霞: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不同寻常”之物的书写,实际上也是一种填补我们的认识与愿望之间差距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始于人们开始认识到它与成人文学的不同,也始于人们认识到儿童与成人的不同。而在书写、表现那些“不同寻常”之物时,我们是在试图将这些原来在儿童生活中被认为“不同寻常”的内容,纳入到他们“寻常”的现实当中来。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既认为儿童有别于成人,又不断强调着儿童跟成人是一样的。

  凯伦·科茨:就像玛拉·古巴尔说的“亲缘关系模式”那样,我们不认为孩子与我们完全不同,以至于成人无法理解他们,但我们也不认为他们是成年人。如果我们诚实地反观自己童年时代的某些作品,就会发现,成年的我与小时候的我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这里既有可以追溯的线索,但也存在一些根本差异。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这些差异。首先,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我认为这是儿童文学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之一,关于认知的发展及其变化的发生。随着大脑的成长,人的某些气质因素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你是个慢热型的人,它可能会是你一生的模式,除非发生了某些抑制这一模式的事件。

  赵 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儿童文学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借此提供给孩子尽可能多的认识生活的模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种理解世界、自我和周围事物的方式,进而做出选择。事实上,只有了解了一切,才谈得上做出最好的选择。

  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显现

  赵 霞:你在《布鲁姆斯伯里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导论》一书中使用了非常特别的叙述人称——“我”。实际上,我们读学术著作时,常常会忘记“我”的存在。但在“作者的话”中,你摆出了作为本书写作者的“我”,它贯穿整本书的阐述过程。这个“我”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已婚。你把“我”的历史和现状、本性和经验都奉告读者。我想,这也是一种跟你对儿童文学意义的思考有关的写作实践。通过让读者了解关于作者的一切,他们就可以在真正全面的意义上阅读理论。

  凯伦·科茨:这个评价非常好。我的背景是人文科学,这是一个广泛的理论领域,着眼于人类置身于交往的方式。人类使用语言,它容纳个性化。但它也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处于一种文化结构中,这种文化结构将以有别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我们。就像我们在电子通信时看到的那样。当我看见自己在说话,我想的是,那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我从外部被感知的方式与我从内部被感知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之所以选择那样定位我自己,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作的。他们可能不同意这个立场,或者他们可能也持这个立场。认为谈论童书文本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中立的科学思维,那是不正确的。

  赵 霞:但那是学术著作通常的写作方式。所以你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前沿的探索。学术写作也许需要很久才会意识到并最终接受这种方式,即让读者明白,理论和批评也是主观的,但与此同时,主观的思考同样有它的价值。

  凯伦·科茨:当然。主观的思考并非不可通用。有时我们会说,这不过是你个人的真理罢了,但你需要明白这些真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你其实没有自己的真理,一切都来自你的文化及其他经验。我们常说“用自己的话说”,但其实没有“自己的话”。雅克·拉康曾说,我们身份中最核心的内容,总是与更广泛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寻找自我时,总会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是他人。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都重视自主性。就有理论家反驳说,我们其实都是主体间性的产物。但每个人整合这些文化和气质因素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的表达中有独特的东西,同时也充满了借来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对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强调之间,总是存在这种来回摆动的现象,永远不可能安定。

  学术写作中的自我显现,在我的本科时代就开始得到倡导。我们有位修辞写作课的教授彼得·阿尔伯特曾说,我们不该装作学术写作背后是无我的。但你说得对,许多学术写作都想把“我”排除出去,以使自己看起来权威,其实毫无意义。

  赵 霞:谈到自主性,首先应该明白,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并非自动获得自主性。你得学习很多,才能真正了解自主性的真相,进而最终找到自己的自主性。同时,它也不是固定的,只要个体继续学习和成长,它就会发生变化。

  既然说到了拉康,我还想问一问,在《镜子和永无岛》一书中,你频繁地使用代词“她”。在我看来,你的这一选择,也是对儿童文学学术写作——或者一切学术写作中——“他”霸权的一种反制。

  凯伦·科茨:是的。有时候这是出于实用考虑,因为我谈的是母亲,就用“她”。有时我也同时谈到孩子,为了跟母亲区别开来,就使用“他”指代孩子。但很多时候,我使用这么多“她”,正如你说的,是对那种霸权的抗议。要是换在今天,出版商、编辑等可能会建议我使用“他们”而不是“他”或“她”,因为从教育角度看,那样更符合英语语法。我的语言学家朋友们都跟我说,我这么用是不对的。

  赵 霞:我想,作家发明一种表达来传递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这样的例子有不少。

  经典重读与批评重构

  赵 霞:在《镜子和永无岛》中,你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分析尤其吸引我。我认为,这背后有个现象,即儿童文学经典的当代重读。我想,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仍然是一部儿童文学的经典。记得是在1932年,西方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英国学者哈维·达顿的《英格兰童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判断儿童文学的新标准。或许也是这部著作确认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英语儿童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认为它代表了儿童文学对童年荒诞的想象力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可。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在他的《书、儿童和成人》里也表达了关于儿童文学批评标准的类似观点。但是,现在出现了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新解读。除了你的解读,我也从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权力、声音和主体性》里读到了这样的解读。这种经典的重读,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中很有代表性。它不再仅仅把“爱丽丝”认作是儿童想象力的代表,而是像你说的那样,揭示“在卡罗尔安排的这场爱丽丝的冒险经历里,爱丽丝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份或者行动”,这是很新颖的读法。

  凯伦·科茨:达顿和阿扎尔都是男性。他们所受的教育,用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话说,是一种视男性规范为权威的教育。这种规范也被认为是阅读的最佳角度。当他们说“爱丽丝”代表了儿童的想象力时,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女孩身上带着的其实是作者卡洛尔对儿童的欲望,而不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样子——一个孩子决不会那样来写爱丽丝。在我看来,卡洛尔想要将爱丽丝牢牢控制在手中的欲望,在达顿和阿扎尔的解读中得到了复现。重思其中的关系,其实是成人想要把孩子想象成为像爱丽丝那样,富于想象力,充满欢乐。但我希望把她想象成为一个叛逆的孩子,因为她一直在质疑成人的权威。在我看来,童年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质疑成人权威。

  赵 霞:说到孩子的富于想象、充满欢乐,我认为,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这种关于儿童的观念在儿童文学领域恰恰是先锋性的。更早的时候,人们认为孩子应该规范、听话,等等。当爱丽丝以这一形象在她那个时代出现时,不也是一个具有先锋性的儿童角色吗?

  凯伦·科茨:我想是的。我把她和彼得·潘放在一起来谈。詹姆斯·金凯德谈到彼得·潘如何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珍爱和保护。我恰恰认为,那本书里有不少恨意。就彼得·潘本人而言,他实在不是一个讨人爱的角色。我们可能欣赏他的叛逆态度,但故事里的他是个怪物。

  赵 霞:我始终无法从内心深处喜欢上彼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角色,有时也很打动我。但总有些什么,使我无法打心底里爱上他。他也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对象。他代表了童年的某些非常珍贵的特性。许多成人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这些,他们怀旧地恋想它。但与此同时,他也代表了人身上的某些“恶”,这使你在阅读彼得的某些行为时感到非常沮丧。

  凯伦·科茨:我认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就是这样。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有种怀旧感,认为自己永远地失去了童年。但那种叛逆其实只是任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根本不必在意后果如何。那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赵 霞:如你所说,我们不想成为爱丽丝,因为爱丽丝意味着停止成长——不论在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她总是同一个爱丽丝,从不改变。

  凯伦·科茨:是的。孩子想要改变,想要成长。巴里在《彼得·潘》的结尾说,温迪长大了,对此她并不感到难过,因为她是那种喜欢长大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在童年时代都是那种人。总的来说,孩子想要摆脱童年。他们想离开这里,摆脱生活中一切由他人控制的情形。然而,一旦到了那一步,一旦生活不再受到其他人的控制,他们就会突然意识到,天哪,我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我真的怀念过去那种随便撒野的自由,可以随意拒绝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哪怕最后还得屈服。这是一种成人的感觉,而不是孩子的感觉。

  赵 霞: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极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班马。班马在1980年代曾经提出“儿童反儿童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成年人经常忽略的事实是,在儿童身上有一种反儿童的冲动。他们不想当孩子,不想被控制,他们渴望长大,长成成年人那样,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做更多事情。这跟你的观点正好是呼应的。

  但我也认为,你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当代阅读。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间,由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才开始以这种方式阅读“爱丽丝”,阅读“彼得·潘”。

  凯伦·科茨:是的。

  寻求一种“包容”的儿童文学

  赵 霞:让我们回到那个词,童年和儿童文学中的“不同寻常”之物,以及儿童文学批评对这种“不同寻常”之物的指认、肯定、阐释。你怎么看待这种面朝“不同寻常”之物的努力,或者说,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凯伦·科茨: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过去人们认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完善。我们正在朝着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的愿景迈进,它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做不到。没有完美的社会结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这个问题。比如,跟过去相比,我们对惩罚的接受度可能变得更低了,但我们仍然从观看他人受到惩罚这件事情上获得快感。这是耶鲁婴儿认知实验室的发现,最早在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就能发现这种倾向。因此,我们做不到完全修复文化。这是1940年代以来,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种事实。现代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现代技术、医疗、心理学等,我们最终将使人类变得更好。整个教育规划都是这么想的。通过让孩子变得更好,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然而,今天儿童文学中的那些“不同寻常”之物不断地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规划可能是失败的。这样,我们就得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是不完美的。我们关于一切应该变得完美的想象,同样是不完美的。我想到的是那些有着神经发育障碍的人,或者那些被称为有缺陷的人。有时候,一个完美社会的想象是不容纳这些人的。

  赵 霞:我想,书写那些残障者、被忽视者、所有的弱势者,正是儿童文学中“不同寻常”的另一部分。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这个“不同寻常”的部分,也正是我们应该珍视的部分。

  凯伦·科茨:没错。比如有些作品关注自闭症或者有这方面倾向的人,它们会表达出某种态度。马克·哈登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是其中之一。有些书谈到自闭症时,并不将他们视为一类不正常的群体,而是承认他们的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跟主流不一样。他们也许给人怪异的印象,但他们其实并不怪异。他们只是不同寻常。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不同寻常。而且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有力地挑战着既有的规则。

  赵 霞:我们看见儿童生活中的“不同寻常”之物,通过儿童文学表现这种“不同寻常”,通过儿童文学批评传递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文学表达的认可和肯定。事实上,我们是在致力于将这种“不同寻常”归回常态,努力让人们认可、接受所有这些看上去的“不同寻常”。它其实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凯伦·科茨:我在想,要是有人不大喜欢“正常”这个词,换成“包容”怎么样?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你不正常,而是意味着你将带来某些不一样的内容。这种包容会使我们变得更明智一些,更好一些。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包容进来,他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赵 霞:“包容”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意味着艺术上的挑战。

作者简介

姓名:凯伦·科茨 赵 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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