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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建设同步的译介人生 ——访著名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赵德明教授
2019年08月29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万戴 楼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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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明,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顾问。他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调入西班牙语专业,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费留学,1966年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赵德明教授一直致力于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数量十分惊人,是巴尔加斯·略萨、罗贝托·波拉尼奥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1989)、《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2003)、《巴尔加斯·略萨传》(2005)等专著。

 

  

  他是中国著名的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译著总量超过100部;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以巴尔加斯·略萨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编选了中国第一部《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是新时期致力于译介拉美文学的先行者之一;莫言等中国作家坦承深受其译介的拉美文学作品的影响,由此开启想象力的阀门;他的写译人生与新中国同步,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就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活力四射、激情澎湃的翻译家。

  少年读书狂“误打误撞”与西语结缘

  访谈人:据我们所知,您是新中国学西语、教西语并从事西语文学翻译和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但最初您并不是学西语的,说起来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赵德明:我跟西语结缘,和西语语言文学结缘,有着“误打误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是随着时代走、随着国家的需要走、随着党组织的安排走。

  我上中学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保考(就是学校带有保送性质地送学生进入大学,但是需要有一个单独加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法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因为我中学6年学的是俄语,读过大量苏俄小说。二十六中的图书馆特别丰富。在借书高峰时,我帮忙站柜台,帮管理员干活,于是得到了一个优惠:别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别人阅读时间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当时我读书真是痴迷了。痴迷到什么程度?我从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着路熟,就捧着书一边看一边往前走,穿胡同、过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

  那时候,我正是十几岁这个年纪,就像海绵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别强。后来我读到一篇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说马德里的一个老公务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离开家去上班,这一路上也是捧着书。他喜欢读各国文学,一路上,他的心远离了马德里那喧嚣的车水马龙,飞向了俄罗斯大草原。这让我很有共鸣。

  访谈人:您的阅读爱好,对您的大学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何后来从法语改学西语?

  赵德明:进北大读法语时,我从高中开始对文学的喜好还是延续下来了。北大法语课最早就是教语音语调,内容不多,但有很多练习。我觉得那点发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课后,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地做练习,拼命地练法语,而我就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文艺部里埋头阅读。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国建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当时急需一批西语人才。这个时期西语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准备开设西语专业。生源一方面从社会上招,另一方面也从法语专业里调了三个人:赵振江、段若川,还有我。调我们三个人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社会,而是为北大建立西语专业教研室服务。

  说老实话,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情愿的。其实我学法语也不是很情愿。然而,当自己的兴趣与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时,我是一直服从国家需要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访谈人: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了留学生涯?

  赵德明:1963年大四夏秋一开学,学校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说准备送我出国,派我先行集训。集训地点在北外的出国部,我就到那里报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个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几位。

  这第一批里的12个人,组成了一个出国临时支部。我是支部委员,领着大家伙儿置装、学习、培训,忙了两三个月。培训快结束时,接到通知说这批12个人里,走11个,留下赵德明另有任务。等他们都走了,组织再次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智利。之后,又从外交部来了一个干部叫丁永龙,我们两个人一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办去智利的手续。

  办完手续后,我就和丁永龙出发了:先坐火车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巴西,从巴西到阿根廷,从阿根廷飞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留学体验和《马丁·里瓦斯》翻译

  访谈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留学,您有着怎样的特别体验?

  赵德明: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来接。我们住到了新华社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第二天就开始联络。将我们推荐到智利大学的那位重要人士,是当时的智利副总统。他曾访问过中国,并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可以派两个人到智利留学,并由智方提供奖学金。我们留学的单位是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我选的课程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

  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就这样,我们入学了。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听课非常费劲,因为北大学的那点东西在国外远远不够用。这个课不是专门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高校课程;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要求还很高。同班学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最大的一门课叫“恢复性语法”,授课教授叫安布罗西奥·拉瓦纳莱斯。多年后,我买了一本《美洲西语大辞典》,编委会里还有他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激动。

  我们听课比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难,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录音,然后把录音听写出来,让助教给我们辅导。最后,我们打印出来西语版本,再请助教给改一遍。这位助教态度认真,对我们也特别重视,又让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间作了修改。如此一来,就变成一本像模像样的语法教材了。

  而到考试之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拼命背书,因为是字面阅读,就好懂一点了。考试时大家按照名字顺序排好队,抽签考试。我抽到的题目正是我认真背诵过的内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试委员会的四个老师都点头笑了。于是,他们打分,当时是10分制,他们给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长问我:“赵,你得了多少分?”听完我的回答和我对问题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学都为我欢呼了起来。

  这件事很轰动,对我们后来站住脚、避免警察的监视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智利方面提供奖学金,也给点生活费,我省下钱买了很多书,总共有好几百本。但快回国时接到通知,说没这笔钱海运,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装了十几本最重要的书,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儿了。都是好书,太可惜了!

  访谈人:您带回来的书里有智利作家布莱斯特·加纳的《马丁·里瓦斯》吧?

  赵德明:对。我的智利老师推荐过这本书,我自己也通读了一遍。它为什么打动我?一是故事本身,是马丁·里瓦斯那股好汉劲儿;二是这部作品系智利文学左派向中间派、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向的代表作。作者是智利驻法国的一位武官,因为受巴尔扎克影响,开始撰写属于智利的小说。所以《马丁·里瓦斯》有于连的一些影子,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品里人物的一些影子。而具体到故事情节,又完完全全是智利的故事。这就让其成为智利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访谈人:从智利回国是哪一年?

  赵德明:1966年3月,我回国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北大就开始乱了,后来课也停了。我想搞点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同行听说我回来之后,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我就翻译了一批短篇小说;他们也希望我搞一点拉美文学动态,约了好些篇。当时真是有一番新的计划,可什么都做不成了。

  等到70年代“文革”转向,要求老师们都得去五七干校劳动。我还年轻,干点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学校安排去了江西劳动。我去了半年,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种点水稻没别的事情。我悄悄地带上了《马丁·里瓦斯》原书,用《毛主席语录》盖着,下面垫一本练习用的笔记本,开始着手翻译。最后那个本子让我翻得老厚了。

  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开始复课、招生,那时候就有点事干了,时间也多了,就开始继续翻译。差不多到1978年吧,这本小说就翻译完了。翻完之后,书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姓名:万戴 楼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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