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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 ——访作家徐怀中
2019年02月28日 16:04 来源:文艺报 作者:丛子钰 字号

内容摘要:《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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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年届九旬的军旅作家徐怀中推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作品首发于《人民文学》,此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统帅部决定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区,威逼国民党军队回撤。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富有华彩的一章,那时候徐怀中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做美术组长,跟着野战军到了大别山。“然后把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全部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这叫做‘麻雀满天飞’,我被分到一个乡里做武工队队长,直到1948年秋天,当地的政权初步建立起来,我们这些文艺团体才收回来。”

  “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

  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把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记录下来。“1962年我请假出来,住在西山八大处,那时候作家协会给作家写作的地方是一座庙,叫秘魔崖。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其间没回过家,想尽快把小说完成。”1962年,徐怀中被分配到一个反空降部队担任前线报道工作,回到北京后因为各种外界原因,这个创作计划就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他的写作观念也经历了解冻的过程。他说:“过去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我彻底清理了这些思想。稿子被搁置,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惜,毕竟费了很大力气,后来就想开了,再写的时候已经跟那时候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徐怀中谈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重新叙述时,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要彻底回到文学创作自身固有的规律上来,就好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只有回到三江源头去找到活命之水。“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跟过去那种概念化、政治化的方法划清界限。有人说,写小说当然要按照写小说的规律,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个观念就像是曲水流觞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河道里流淌,多少年才找到了出口。”1962年的《牵风记》初稿是正面反映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而之后的版本则改为主要表现三个人物,突出典型,其他一切都选择从略。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整个战争成了背景,甚至连刘伯承将军的名字也被隐去,用“一号”代替。

  文学作品应渗透着自然审美的意识

  在徐怀中眼中,《牵风记》一共有三种含义。首先,“牵风”牵的是战略进攻之风,因为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是他所在的二野全体战士的骄傲。二是虽然后来不再正面写战略行动,而只是化作淡淡的战争背景,但他还是把这个题目留下来。最后,《牵风记》还隐含着牵“国风”之风的含义。《毛诗序》开篇即写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牵风记》虽然写的是战争,却以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作为主线,寓历史之风于情感变化之中。

  退休后,徐怀中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在他看来,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个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徐怀中谈到,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体现在创作《牵风记》的过程中,就是作者在美学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这部小说是他在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一次探索,用战争的残酷来凸显出人性的美好与浪漫,“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他要求去除不必要的修饰,“我觉得审美直觉是先天的,人都有追求美、感受美的能力,对事物的每次观察都会有和谐或不和谐的感觉。文学作品中应该是渗透着审美的意识,成为一种自然的色调,是单纯的,不附加任何复杂因素的。”

  在小说中,徐怀中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这是他老年后增添的爱好,缘起则是老伴于增湘女士。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他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古人说任何事物都是在改变的,只有声音不会改变。古琴保留的是几千年前的声音,汪可逾就希望能够听到最初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琴的第一个音。听古琴的感觉跟我这篇小说的想法是很契合的。就像空弦音是从古琴的那头到这头,中间没有隔的,是无限远。今天很少有文字能做到像古琴那样,用一个单音就产生丰富的余韵,让读者听不完、享受不够。”在这方面,徐怀中表示仍然崇拜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人》,用短短9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牵风记》中的那些人

  除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赴越南采访的素材也被融合到了《牵风记》的创作里,比如汪可逾和曹水儿躲在地道里的情节就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代表团的领队,从金边入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战地采访4个多月,在美军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美军的扫荡比我在抗日战争中间经历的日本人的扫荡要厉害得多,我钻到地道里,呼吸不过来,觉得简直要死了。”徐怀中当时采访过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美军和南越伪政权修了一个战略村,把老百姓集中在铁丝网和碉堡群里,想派人进去做思想工作非常困难,这个年轻党员就找了一个汽油桶埋在地下,在桶盖上铺了杂草和土做伪装,白天躲在桶里,晚上才能潜入村里做群众工作。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转折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发生的。《牵风记》中主要塑造了三个人、一匹马的形象,三个人分别是齐竞、汪可逾和曹水儿,马是齐竞的坐骑“滩枣”,徐怀中分别讲述了这几个形象的典型性。

  “齐竞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设想得这么完整。他的形象是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鲜明起来。齐竞毫无疑问是位值得人们赞扬的指挥员,没有这么一批军事指挥员,你很难想象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齐竞是非常强势的,从来不担任副职,但并不是他自己争取,而是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他的能力一经展示,就必然得到超级别的使用。这种精英知识分子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因为他本性就具有竞争的意识,先天就有很强烈的攻略防御意识,在他灵魂深处则演化成了占有欲。人都是复杂的,他要笼罩别人,这就是他人性的另一面。

  “因为我多年一直在军队文艺团体工作,女同志比较多。那时候参加革命的女同志都很年轻,我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带着一批冀鲁豫建国学院的女学生。她们什么都不懂,来了这儿晕头转向的,一路上都是我们照顾她们,过河的时候要架着过去,到了地方就累趴下了,我们还要去做饭、烧水、洗脚。有很多知识青年从大后方跑到延安来,百鸟朝凤一样。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了5年,熟悉的就有三个从北平来的女同学。下了太行山,从新四军来的女同志就更多了。接触战争中间的女性多了,她们在战争中间的特定表现不需要专门的观察,就形成了自然的印象,糅合形成了汪可逾这么个角色。在小说里我写到,汪可逾这个人物的命运可能跟她的姓氏有关系,‘汪’字在《辞海》里的解释是‘汪然平静,寂然澄清’。有些女同志,她们的眼睛很单纯,一眼就能望到底,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是我在小说最后《银杏碑》里写的几句话:汪可逾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我觉得人的一生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大别山我们有7个女同志被俘虏,回来后有各种议论,有些人居然就开始风言风语。她们一开始只是哭,但听说让她们回到那个区里参加工作,她们居然重新高兴起来,因为再让她们去工作是组织上的信任。经历了战争的残害,她们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

  “曹水儿这个人,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来说,是不够格的,在严肃的军纪面前露出了原形。但作为个体生命,他维护了自己的率真,维护了自己无拘无束的自由性格,直到子弹打穿了他的背部,他还是不改生命的姿态。这三个角色都有悲剧性的死亡,又是美学意义上的死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悲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喜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差的人’。即便是曹水儿这个角色,他的率真、违反军纪似乎是跟普通人没有差别,但这又是个身怀绝技的人,是名优秀的战士。”

  军马“滩枣”这个角色是个很有特点的创造,在徐怀中看来,人们经常说天地人三才,其中的人应该作为广义的生命来解释,也包括动物和植物,一匹马,一只灰鸽,或是一株蒲公英,都有各自的生命。谈到这匹马的原型,他说:“我们单位有一匹老马,行军的时候负责驮我们的行李。写到战争不可能离开马,自古以来的战争就是由人和马一起参加的。成吉思汗仅仅用5万铁骑踏遍欧洲。那时候打仗看一个国家的军力就是看它有多少匹马。我对马有天然的憧憬,觉得马是高贵的。它高昂着头颅,非常英俊,所有世界上的动物,狮子也好,猎豹也好,它们快速奔跑都是为了捕猎,只有马是自由地奔跑。但是自从发明了马嚼子,它就被人类所统御。本来它在大地和荒原上自由地奔跑,人类多少年来一直依靠马的速度来控制战争。人类没有资格说人是万物之灵,和动物、植物相比,只是各有各的不同。”

  在这三人一马的形象中,最重要的又非汪可逾莫属。孙犁在战争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给徐怀中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农村中性格很泼辣的女性。他觉得,战争和女性本来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挺进大别山时,她们除非怀孕了,否则都参加了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间,她们经受了比一般的男同志更严酷的考验。所以,如果你写战争,女性本身的特性就跟战争形成了反差。”

  汪可逾的形象更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小说从回忆一张集体照开始,驻足在照片前的人在向读者发问:为什么每次观看这张照片时,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逾的笑脸?徐怀中解释道:“这个形象最初跳到我脑海里,我觉得要沿着它往下写,这就为我的小说定了调。从这个开头,我就想到了这个悲剧的结局——汪可逾把自己腹腔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地离开人世。这个女孩子每见到一个人就说‘你好’,可直到牺牲也没有人跟她说过一句‘你好’。这些细节可能读者不会注意,只有几行,但我在描写时情绪很饱满。”他还谈到,几十年来齐竞都没能理解他深爱的这个女性,直到他晚年发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书,里面有关于“纸团儿”(汪可逾的小名)的记述,他才恍然大悟,决心用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早一天结束生命才能早一天接近汪可逾。

  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令人感叹,他们因为战争走到一起,又因为战争而分开。“如果汪可逾不是为了保护古琴,她就跳上了船到延安去,她的人生也就完全不同。但是她留在了黄河的这边,认识了齐竞。”徐怀中觉得齐竞这个角色一直对自己没有清醒的省视,总认为自己是很完整的,在汪可逾面前他才认清了自己。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他们各自对对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汪可逾被俘后,他还是克制不住内心的传统情结,想要获得对方违心的承认,这才激怒了汪可逾,她说:“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可能没有那次一起打草鞋的机会,他就不会问,但是他问了,“这就是命运,一瞬间他就错过了。”

  围绕汪可逾的微笑,徐怀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于文学与镜头语言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像是一片草地般郁郁葱葱。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是一块防雨布,虽然也是绿颜色,但是没有生机。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这些具体丰富的细节就必然地是赋予视觉的,它的视觉必然是很强烈的。“所以我写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尽可能写得很细,细到让读者产生兴趣,自然就立体化,自然就视觉化。但是改编影视的话,我觉得又很困难。很多在文字上是婉转的,可能改编后读者就没法感受到了。尽管我努力让文字在视觉上有冲击力,但是我不敢想象这就能很成功地改编成影视,影视也有影视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

姓名:丛子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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