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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来处与“走向世界”
2017年11月22日 07:04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李丹 字号

内容摘要: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

关键词:新文学;走向世界;戏剧;中国文学;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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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

  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世界”和“中国”这样的话语系统下讨论文学问题,作为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世界大国,我们很自然地觉得我们有理由承担更大的责任、具有更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我们的文学也理所当然地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至少我们就在“世界”之中并与“世界”同步。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就会很容易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的。

  有学者主张,可以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回溯到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陈季同是一位在欧洲生活了十余年的外交官,他的《黄衫客传奇》所表达的也是晚清时期社会上层的所思所想。不能否认,在晚清时期某些新文学的因素便已萌生,而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既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底层民众的角度来加以考虑。1900年前后,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义和团运动,这一事件曾经被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描述为“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他把义和团出现归因于这种通俗小说的盛行。后来,另一个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当时直隶怀来县的知县吴永写了一本《庚子西狩丛谈》,在书中也把义和团的兴起归纳到中国传统小说身上,并且非常具体,说中国小说有两大势力,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西游记》,神魔侠义这两派思想混合到一起就是义和团的灵魂。

  考虑到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底层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是通过阅读书籍,而是通过观赏戏曲表演,可以说对于当时人口的大多数而言,戏剧才是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当时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在河北、山东等地区传教多年,1899年他写了《中国乡村生活》一书。在书中就记述了戏剧对北方民众的组织和鼓动作用:一旦某一个村庄要举办戏剧演出,周围整个一片乡土上的村民都会大规模地聚集到一起,这片乡土会为之兴奋得颤抖。“聚众”是当时戏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一旦人由“个体”变成了“群众”,就奠定了政治乃至军事运动的可能。所以当我们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戏剧和义和团运动始终存在伴生关系——起事要唱戏、战斗过程中要摹仿戏、打赢了对手就让败者“罚戏”,在这场农民运动之中,戏剧并不仅仅起到观赏娱乐的作用,而是有着巨大强劲的政治功能。同时,戏剧本身也对观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1900年,前文提到的知县吴永被义和团抓了起来,因为吴永奉旨对义和团时剿时抚,态度不一。义和团对其极为不满,审问他说:你为什么对待我们的态度前后反复,一会儿安抚我们,一会儿攻打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吴永的回应特别聪明,他说:皇帝是万民之主,威福本可从心。你看戏文上,古来的忠臣义士,忽而抄家问罪,忽而拜相封侯,前后反复是非常正常的。于是义和团马上就哑口无言,这显示出他们非常认同这种逻辑,也可以看出当时戏剧对普通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有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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