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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回眸与瞻望
2017年10月18日 10:32 来源:文汇报 作者:敬元勋 字号

内容摘要:自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两只蝴蝶》一诗算起,新诗迄今整整走过了百年路程。百年来,新诗诗坛先后也曾涌现过一些颇有建树的诗人,并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作出了载诸文学史册的贡献。

关键词:新诗;回眸;诗人;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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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两只蝴蝶》一诗算起,新诗迄今整整走过了百年路程。新诗的成就与不足,文学史家多有评述。百年来,新诗诗坛先后也曾涌现过一些颇有建树的诗人,并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作出了载诸文学史册的贡献。

  在客观论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不应讳言它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众所周知,新诗的首创者们几乎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创作新诗时自觉不自觉地因袭了外国诗人的创作风格,与当时的译诗走的是一条路子,在行文和结构上并无独创。诗歌评论家谢冕说过:“新诗起始是‘以夷为师’,极而言之,是‘用中文写外国诗’。”作家施蛰存曾尖锐指出:“新诗源自西洋,与我国传统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诗的首创者也为其创作路子感到困惑:究竟如何让新诗创作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呢?写出轰动一时的新诗《女神》的郭沫若生前也曾叹言:“新诗太散文化了。”

  正是有鉴于此,一些作家和对诗歌深有研究者对新诗创作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如鲁迅先生曾提议:“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毛泽东同志则十分看重民歌,他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些卓有见地的设想,现在看来与当今新诗创作是渐行渐远了。放眼今日白话诗坛,作者几乎都在效仿外国诗歌进行创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趋繁盛,外国诗人的作品(译诗)大量涌入,对年轻一代诗歌作者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难怪“农民诗人”余秀华一夜爆红之后,立马就有人盛赞她是“中国的艾丽斯·狄金森”!

  从事诗歌创作者想必都知道,诗歌比起其他文学体裁来,同母语关联更为紧密,西诗汉译难度甚大,加之译者汉语水平参差不齐,译诗与原作往往面貌各异,甚而至于神离。有人曾举出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小诗《生与死》为例,该诗至少有八个中文译本,其韵律、句式、意蕴皆大相径庭。孙梁译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刘元的译文是“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杨绛则译为“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以上译文虽内涵相近,而面目迥异。新诗倘若一味奉行译诗为范本,那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而今相当数量的新诗作品中,不讲汉语语法,不讲形式逻辑,不讲音韵动听,让人读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随便一句话,劈成几行,或撇几道斜杠,一首‘自由诗’就出锅了。”(朱绩崧《生活向诗多走近几步》)另有一篇题为《只有白话没有诗是当代诗之悲哀》的文章(作者费碟),揭示“当下有许多‘诗人’却在所谓欧化自由化的创作中,渐渐地偏离了诗的艺术特性,将现代诗歌变成了只有白话没有诗性、只有自由没有诗艺、只有模仿没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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