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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文学翻译需要理论吗?
2017年08月09日 10:05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杨靖 字号

内容摘要:文学翻译需要理论吗?——杨靖译米罗斯拉夫·潘科夫《西方以东》.

关键词:文学翻译;译文;翻译理论;西方;实践

作者简介: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美国历史与文明。译著有《西方以东》《小说山庄·表》以及约瑟夫·奥尼尔、维尼楚克等作家作品。

 

  从教近30年,为研究生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上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学翻译需要理论吗?对于熟读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同学来说,理论指导实践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想不到答案竟是“不需要”。

  这一答案当然与文学翻译自身的特点有关。与科技、法律以及医药类等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更多强调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所谓科学性背道而驰。正如翻译家孙艺风指出的那样:无论从语境、修辞,还是从语体风格等方面来考查,所有翻译类型中问题最多、最具挑战的当属文学翻译无疑。海明威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理论其实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文本字面上的意义远不及言下之意来得丰富而深刻,而貌似忠实的“词对词”翻译其实最不忠实,因为文学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从文本指示层面,更要从文本意味层面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创造”,是二者结合的“译创”。落实到具体的翻译方法,则增译、减译、归化、异化等皆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惟其如此,译者方能如英国大诗人德莱顿所言,“完全沉浸在作品中,完全理解作者的天才和敏锐,理解主题的性质,以及作者在表达主题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从而实现艺术的再创造。

  与之相反,具体到翻译理论,尤其是来自异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理论,则另当别论。译界前辈王宗炎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异域的理论往往对指导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与来自异域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加以区别。传统翻译理论往往是实践(译经)的产物,如三国时支谦的“文质”论,晋代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得大意”与“文体”说,隋代彦琮的“八备十条”,唐玄奘的“五不翻”等,言简意赅,极为警策。至于近世,无论徐光启的“会通”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大抵要言不烦,都是以极其简明扼要的方式对翻译知识系统化的表述和解说,即令初学者闻之亦当欣然会意。

  西方古代翻译理论与思想与中国极为相似,如西塞罗主张意译“风格”;圣·哲罗姆强调“意义的转换”;德莱顿在直译、意译之外,还提倡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译”;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是“阐释”;其他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与严复的主张如出一辙,正说明东西方传统翻译思想的高度契合。然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却渐渐偏离了文学、语言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家学说的众声喧哗,各领风骚,如勒弗菲尔“操控”论,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鲁宾逊“意识形态身体学”等,而其中尤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其对翻译知识的明言化、条理化、图表化诉求显得异常明显。但问题只在于,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言,上述“文化转向”理论家皆可归入“憎恨学派”:他们强调了文学翻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等外部研究,却扼杀了文学自身的美感和想象力——这一类并非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理论显然无法指导实践:二者的关系正如鸟类学家之于鸟。

  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理论,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更为真切的认识:波兰尼将人类知识分为意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意会知识到明言知识构成一个连续体。意会知识的特点在于它的无意识性、个体性以及特定语境性,即其作用的发挥依靠特定的情境与氛围——它只能来源于长期的经验与体验,而且很难与他人沟通和分享。而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意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言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意会地理解和运用。”一语道出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就翻译而言,翻译实践中学习者获得的正是在具体行动中获取的知识,是意会翻译知识;而翻译理论旨在将翻译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条理化、公式化或者图表化,形成明言翻译知识。很显然,翻译意会知识难于明言知识,因此,大多数翻译家对翻译的深刻体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这并不是说翻译意会知识具有神秘性:它只是受到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

  波兰尼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原理还体现在,意会知识的前提不一样,即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来源不同时,由意会知识提升出来的明言知识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我国当下的翻译研究极具参考价值,因为西方的翻译明言知识是在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而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印欧语之间的转换活动,用这种翻译明言知识来指导中国学生学习和研究翻译,既忽视了该知识的来源,也违背了意会知识优先性原理,显然行不通。如翻译家出身的纽马克本人曾坦承,他所从事的翻译教学主要在印欧语之间进行,难度相对较小。而在英汉语言的翻译及教学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差异巨大,倘若一定要以交际翻译理论来做指针,则无异于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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