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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世界文学研究
2020年10月29日 09:14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 作者:尚必武 字号
2020年10月29日 09:14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 作者:尚必武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世界文学;马克思;资本流通;阶级意识

内容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纷纷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遗憾的是,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主要从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入手,在此基础上讨论民族文学演变成世界文学的若干要素,如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和阅读等,而较少涉及甚至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之于世界文学概念的阐述。本文试图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至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这一维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思想的挖掘和细审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文章重点从《共产党宣言》、资本流通、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与积极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世界文学;马克思;资本流通;阶级意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纷纷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遗憾的是,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主要从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入手,在此基础上讨论民族文学演变成世界文学的若干要素,如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和阅读等,而较少涉及甚至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之于世界文学概念的阐述。本文试图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至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这一维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思想的挖掘和细审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文章重点从《共产党宣言》、资本流通、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与积极意义。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世界文学/马克思/资本流通/阶级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DB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必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英美文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众多国际知名学者陆续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约翰·皮泽(John Pizer)、弗兰柯·莫莱蒂(Franco Moretti)、马兹·罗森达尔·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亚历山大·比科洛福特(Alexander Beecroft)、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加林·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西奥·德汉(Theo D'haen)、弗拉基米尔·比蒂(Vladimir Biti)等,不一而足。颇有趣味的是,根据达姆罗什的观察,自其形成之日,世界文学的含义就“令人难以把握:谈论‘世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谁的文学?谁的世界?与民族文学之间有何关联?”(Damrosch 1)①达姆罗什沿着歌德的路径,重点从世界、文本和读者层面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3.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对我们自身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介入形式。”(Damrosch 281)对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柯马丁(Martin Kern)补充说:“世界文学不只是(作为读者的歌德凭敏锐直觉发现的理想的)阅读模式,即接受;也是一种创作模式。世界文学可以被书写”(111)。无论是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重新界定,还是柯马丁在此基础上的补充,不过是增添了关于世界文学“是什么”和“包括什么”的不同声音而已,由此又回到了莫莱蒂的观点,即世界文学“并非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问题”(Moretti 46)。

  论及当下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研究众说纷纭的现状,王宁中肯地指出:“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文学时,[……]。虽然他们也承认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的提及对这一理论概念的成型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很少沿着这条线索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不可替代的贡献。”(2)本文试图接过这样的话题,认为若把对世界文学的探讨转至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这一维度,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挖掘和细审则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有鉴于此,本文重点从《共产党宣言》、资本流通、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一、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溢出

  尽管马克思并非职业的文学批评家,生前也没有正式发表过关于文学研究的批评论文或出版关于文学研究的学术论著,但是“从一开始起,他就对文学表示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从来没有减退过,导致了大量的附带批评、暗喻和引述。文学点缀着他的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文学作品的地方比比皆是”(柏拉威尔537)。实际上,马克思在其求学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在其老师的指点下,接触到奥维德、西塞罗、塔西佗、荷马、索福克罗斯、柏拉图、修西德底斯等人的作品。大学时代,当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求学期间,他先是选修了施莱格尔的诗歌课程,听他讲授荷马和普罗佩斯提乌斯,后来又去听弗·格·威尔凯尔讲授希腊神话、听布鲁诺·鲍威尔讲授《圣经》等。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提到和论述过诸如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巴尔扎克、狄更斯、塔索、席勒、波雅多等众多文坛名宿。

  与马克思类似,恩格斯在年轻时代就是“师法德意志风格的实用型文学批评家”(韦勒克312),早在19岁的时候,恩格斯就在古茨科的帮助下,发表了题为《乌珀塔尔通信》的文章。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量的增加,恩格斯逐渐摆脱了古茨科与柏尔纳的束缚,转而接受黑格尔主义。他不仅评述过古茨科的《野人里夏德》,而且选译过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恩格斯批判歌德,推崇海涅。至于晚年恩格斯的文学思想,韦勒克认为,“马克思逝世之后,对于那些和他通信的作家来说,恩格斯几乎成了传达神旨的人,他也答复文艺方面的问题。只有这些信札,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学说提供了支柱”(316-317)。

  在评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时,韦勒克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文学言论,零零散散,随口道出,远谈不上定论。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319)韦勒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的评价,较为中肯,但同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虽然他们的文学观点零散分布于他们各个时期的不同著述,但是它们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阐述尤为值得关注。

  或许是受到歌德的启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马克思恩格斯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构思了纲领的整个内容和结构,并最终决定由马克思执笔,并研究了宣言的整个内容和结构,由马克思执笔写成。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就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今年恰逢《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这种语境下,当我们讨论世界文学的时候重温马克思主义文学创始人的世界文学观念,就显得意义非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的流通和资产阶级对市场的开拓为讨论前提,论述了世界文学的产生: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5)

  上述关于世界文学的文字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批评的经典性文献,也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的一个焦点。譬如,柏拉威尔通过详细考察《共产党宣言》的德文本和英译本,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literatur和literarisch)的3种不同用法:第一、论述某一学科的一批专门的书籍和小册子等以及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第二、诗歌、剧本和小说等相对广泛的文学作品;第三、同事物和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脱节的词汇(187-190)。

  与柏拉威尔关注“文学”一词的做法不同,国内学者傅其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既提到了‘世界’也提到了‘民族’。两种不同空间生产不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是否存在价值立场的冲突?他们的世界文学思想是否潜藏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预设?”(96)与傅其林类似,当下的很多研究者在论述世界文学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之与民族主义和国族建构相联系。

  无论是拉威尔还是傅其林,他们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文学”“民族”以及“世界”的考察和追问,皆无可厚非。但笔者以为,如果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必须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思想,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结合起来。尽管“这两个核心思想本身不是文学理论的直接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演变的根本思想,对于作为社会中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现象,都具有深刻的解释能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核心思想提供了解释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理论,第二个核心思想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关系的理论”(冯宪光4)。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观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并被后续的理论家不断阐发。这也是本文试图重读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程巍指出:马克思“无可比拟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高度复杂的方法,它既是历史的,又是辩证的,同时不放过那些微小却掩藏着重大意义的细节,以此构成一个整体的视野”(30)。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的路径来看,贯彻其中的固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有两个“掩藏着重大意义的细节”更加值得我们细审和考察,即“资本流通”与“阶级性”,前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后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特征所在。

  二、资本流通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内涵

  当下人们在讨论“世界文学”这一话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把这一概念与歌德相挂钩。不过,根据魏茨(Hans-J.Weitz)的考证,另一位德国文学批评家维兰德(Christoph M.WieLand)对世界文学一词的使用要远远早于歌德。维兰德在其贺拉斯翻译手稿中就已经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一词汇,而在维兰德之前,施勒策尔(August L.Schlzer)在题为《冰岛文学与历史》一书中也论及了“世界文学”(方维规9)。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概念,“世界文学”确确实实是“晚年歌德最成功的用词之一,不仅很快在德意志土地上站稳脚跟,也在域外获得很大反响”(同上)。如果要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将之与歌德具有浪漫色彩的“世界文学”观做一对比参照,似乎是一个可资实践的路径。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阅读翻译成德文的中国传奇文学《风月好逑传》,并将之与贝朗瑞的诗歌加以对比后,颇有感慨地对其门徒爱克曼说: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120)

  用爱克曼的话来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基点在于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尤其是“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120)。换言之,歌德所强调的是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民族文学演变为世界文学。这一世界文学观明显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对此,高小康评价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全世界文学的集合概念,而是对全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前景的期待。”(38)就“世界文学”概念而言,达姆罗什认为歌德创造了一个新词。在阐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的基础上,达姆罗什指出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两个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一个特定的作品,沿着文学性和世界性的轴线,要么可能进入世界文学,要么可能会淡出世界文学。”(Damrosch 6)

  由此可见,从歌德到达姆罗什,他们考察世界文学生成与演变的基点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性。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显得尤其重要。就此说来,他们的世界文学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思想存在重要差异:即前者强调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民族文学由此演变成世界文学的期待,而后者则直指世界文学的来临与资本流通之间的必然关联。陈众议精辟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6)。也即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世界文学在隐喻意义上就如同催生其诞生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流通以及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跨国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

  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与经济发展、资本流通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柏拉威尔说:“在马克思看来,同文学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产生世界文学的方向前进。看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上的文学隐喻方面的证据,人们可以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在重要的意义上已经到来了。”(220)

  也就是说,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放到同样的地位加以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与世界文学的产生。循着这样的观点,尤赛夫认为:“世界文学与那种逐渐发展的生产模式紧密相关。尽管不同欧洲国家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但15世纪以降,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并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金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149)若要结合当下全球资本流通的语境和中国学者之于世界文学研究的使命,笔者赞成陈众议的观点,即“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民族化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进退中度、创造性地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拔,无疑是中国作家和全体中华知识分子面临的紧迫课题。”(9)

  三、阶级性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特征

  如果说“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冯宪光70),那么阶级性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突出特征。《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31)在理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从古至今的不同社会阶级,譬如,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行会师傅、帮工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31-32)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阶级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环,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作为阶级的一员而处于各类社会关系中。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化、阶级化的人类的精神生产方式之一,不仅包含了浓厚的社会成分,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不同人群的阶级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柏拉威尔(S.S.Prawer)的理解,“文学的种种历史现象,现在可以被看成是有助于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到来,或是反映文学朝这一理想的进展,或是揭露这种前进的阻力,或是通过文学超越单纯的交换价值这一概念来遇见那种必将诞生的社会的价值”(141)。柏拉威尔的论断,切中肯綮,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阶级性。譬如,在对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解读和批评中,马克思试图发现文学创作和解读过程中的社会成分,通过考察欧仁·苏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待他的思想和感情,认为该部作品的缺陷主要源自欧仁·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联系《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诞生语境,我们不妨引入程巍的观察,即“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系列足以带来革命以及动荡的严重的危机”(21)。《共产党宣言》诞生时代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化以及不同阶级之间此起彼伏的冲突,尤其是占小部分人口的资产阶级与占大部分人口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用程巍的话来说,“本来多阶层、多诉求的社会构成因一个共同敌人的出现而在意识认同上简化为两大阶层:一方是占人口小部分的财大气粗的资产阶层,一方是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贫如洗的劳工阶层[……]”(21-22)。面对社会群体阶级分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和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时,不得不将阶级冲突纳入考虑范围。比如,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如何在文学中得到反映?抑或,文学如何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如果说资产阶级利用文学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服务于自己的统治,那么与之对应的则是无产阶级对文学的有效使用。随着资本的流通和民族文学演绎成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本身所蕴含的阶级冲突及其蕴含的启发价值,也会随之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关注。

  关于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一书中曾辟出专章来讨论。柏拉威尔特别注意到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所作的赞扬。他并不同意德国浪漫主义者或托马斯·卡莱尔的那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想推翻的那一制度实际上对进步事业曾起过多么大的作用”(193)。论及世界文学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利益驱使下,资产阶级奔走世界各地,扩大产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5)。与之相应,资产阶级在资本流通过程中推动和加速了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进程。如前所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固然肯定了资产阶级之于世界文学兴起的积极作用,但更不可忽视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判了资产阶级在利益驱动下把包含诗人在内的作家变成赚钱的工具;资产阶级和作家之间建立雇佣关系,从而让一个民族的作品成为经济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34);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积极肯定无产阶级之于文学进程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43)循着这样的叙述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期待的是消灭资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强调意识形态在我们研究包含文学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92)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体系中以阶级性为突出特征的意识形态性对西方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可圈可点的有沃罗夫斯基、斯彼洛夫、卢卡奇、阿尔都塞、马歇雷、阿多诺、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齐泽克等。

  与歌德热切拥抱和欢呼世界文学来临的理想主义状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观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来预测世界文学的未来状态。柏拉威尔说:“《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并没有完全落空。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图书馆,‘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194-195)柏拉威尔考察的是20世纪世界文学来临的情况。与之相比,21世纪的世界文学则更为丰富和激荡人心,同时关于世界文学话题的讨论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火热阶段,其议题主要集中在“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当代阐释,世界文学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与嬗变,世界文学的研究范式,世界文学存在的实践形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世界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史编撰以及世界文学文集编选标准等”(查明建2)。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30)160年后,即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时代周刊》2008年夏季刊在封面登出文字,高调宣布“他回来了”,暗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如幽灵一般的存在。3年后,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一书,再次为马克思主义加以辩护。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就如同“幽灵”一样,一直活跃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并未远去。就其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概念与构想而言,马克思不仅在过去是对的,而且马克思在现在和将来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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