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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韦勒克误解的库尔提乌斯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比较文学启示
2020年07月15日 09:44 来源:《外国语文》2019年第1期 作者:郝岚 字号
2020年07月15日 09:44
来源:《外国语文》2019年第1期 作者:郝岚
关键词:勒内·韦勒克;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语文学;比较文学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本文从勒内·韦勒克对库尔提乌斯的误解说起,分析了《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自问世以来便饱受争议的原因、创作动机与研究价值,进一步探讨本书在“文学性”“整体性”以及如何处理细化与整体化之间的关系方面所给予比较文学的启示。2用文学克服文化民族主义库尔提乌斯的《欧拉》研究动机与目的并非韦勒克所说的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政治高压和文化偏见之下,努力用文学克服当时弥漫于欧洲的文化民族主义。但是材料并非是研究的目的,“文学的本质是‘永恒的当下’(timeless present),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库尔提乌斯提醒我们文学研究并非是做故纸堆中的书虫,要寻找文学中相互交织的关系。

关键词:勒内·韦勒克;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语文学;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从勒内·韦勒克对库尔提乌斯的误解说起,分析了《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自问世以来便饱受争议的原因、创作动机与研究价值,进一步探讨本书在“文学性”“整体性”以及如何处理细化与整体化之间的关系方面所给予比较文学的启示。笔者认为该书语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探索方法仍然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勒内·韦勒克 库尔提乌斯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语文学 比较文学

  作者简介:郝岚,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西方文学与翻译研究。

 

  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后文简称《欧拉》)于1948年以德文在瑞士伯尔尼出版,是柏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①战后重点推介的欧陆学术作品。《欧拉》出版后,学术热度日渐升温,它的第一个外语译本是英译本,1953年由楚斯科(Willared.R.Trask)②在美国Patheon出版,英国Routledge & Kegan Paul分销;1963年Harper Torch丛书发行平装本;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获得版权后,销量已经超过13000册。该书出版后,毁誉参半。最具代表性的评价来自比较文学界老一辈的美国理论家勒内·韦勒克③。韦勒克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后文简称《危机》)和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谈到《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时,并不积极,甚至多有批评。1983年,瑞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s)详尽考察了《欧拉》的社会反响后,西方中世纪拉丁学的专家们对《欧拉》存在一种奇怪的漠视,作者特别指出:“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在比较文学学者中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Earl,1983:125)笔者认为韦勒克的评价并不公允,多是误解,他的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但到底是哪些部分引起了学者的争议?《欧拉》为何在比较文学界受到欢迎?它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又有何借鉴意义呢?

  2018年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一书出版70周年。强调这一点,笔者并非是单纯地对读者进行传记式的提醒,而是认为,值此中译本首次出版之际,辨析韦勒克对《欧拉》的低估和误解,有助于我们重温该书写作的历史时刻,再次认识该书对当今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l 对库尔提乌斯的普遍争议

  韦勒克在他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开篇便提到“几位大师的逝世,有着象征性的意味”,这几位大师除去梵·第根、福斯勒、卡雷和巴登斯贝格以外,他特别提到库尔提乌斯④与奥尔巴赫,还有斯皮泽。他说:“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却常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结果成了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做法。”(雷纳·韦勒克,1982:25)而库尔提乌斯这样的罗曼语文学家的研究就是出于民族主义。在《危机》一文中,韦勒克引证了库氏早年《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一书中对“好欧洲人”的定义:“他尽力把握本民族的精神,同时又尽力从一切方面,从其他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中吸取养料”,尽管不能因动机而判定意义,但韦勒克还是批评库尔提乌斯是文学研究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库氏“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强权政治:一切都为壮大本民族的力量服务”(雷纳·韦勒克,1982:26)。

  整体来说,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旗手韦勒克在很多场合对库尔提乌斯的学术成就评价一直不高。韦氏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中,专门有一节谈到库尔提乌斯的文学批评:认为尽管他比较重要,但还是要对库氏“持久的重要意义做出一个较有分寸的评估”,虽然库氏评论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等都可算上乘之作,但是“他侧重于文学的哲学含义,这就导致了他最终的表态倾向于直觉论和神秘论,而且终极走向是缺乏鉴别眼光,瞥视传统、延续性以及他所称之为美仑之宫的主体著作”,因此韦勒克笔下的库氏“属于一去不返的往代”(雷纳·韦勒克,2006:193)。事实上恰恰相反,《欧拉》是战后少有的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欧陆学术著作。因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热和方法论争议不断时,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仍是北美地区1976-1983年间被引最多的20世纪人文类出版物50本中的第10位(Eugene,1990:7-11)。

  库尔提乌斯在比较文学界老一代学者中所受到的冷遇非常普遍。不仅是韦勒克,1963年法国著名学者艾金伯勒在另一篇《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危机》一文中也暗示过库尔提乌斯在《欧拉》中谈到的欧洲文化统一化的思想危险,他说:“在某些德国人对比较文学秉持的观念中,我偶然发现了欧洲梦的影子;那是希特勒式的欧洲梦。”(Etiemble,1963:19)⑤事实上对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非议一直广泛存在于学界。当代研究者韦斯特拉也罗列了针对库尔提乌斯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反对理由:“形式主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式,轻视原创及诗歌个体性口头形态,忽视非拉丁元素……无视原始手稿及其含义,或者说无视读者与接受的概念”等等(威廉·卡林,2017:41)。

  不过,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库尔提乌斯的低估,虽然部分出于对文学研究方法和各自批评口味的喜好不同,但主要还在于库氏在二战中身份的“政治不正确”而产生的偏见。相较作为受纳粹迫害,流亡伊斯坦布尔,继而辗转美国的犹太裔语文学者奥尔巴赫和斯皮泽,库尔提乌斯则一直留在欧洲大陆从事文学研究,并先后任教于马尔堡、海德堡和波恩大学。他战时虽然没有像尧斯或海德格尔那样公开参与纳粹军队或担任公职、公开效忠,却也没有公然反对希特勒的暴行,而是“钻进故纸堆”转向中世纪文学研究。他最终于1956年逝世于罗马。另外,库尔提乌斯的家乡阿尔萨斯是德法双语地区,历史上其归属和语言的争议不断,但是库氏出身政要世家,家族一直属于精英分子,学养深厚。这样的“非流亡”“非犹太人”、战时仍然留在德国任教的精英阶层在二战后反倒成为他政治上的不利之处。正是因为对他政治上的争议,影响了很多学者对他学术研究的评价与判断。

  2 用文学克服文化民族主义

  库尔提乌斯的《欧拉》研究动机与目的并非韦勒克所说的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政治高压和文化偏见之下,努力用文学克服当时弥漫于欧洲的文化民族主义。

  库尔提乌斯一直坚信:“文学从不爱国”(aucune littérature n'est jamais patriotique)(阿兰·米歇尔,2017:591)。他早年的研究集中在法国文学,而且他对冲破传统的现代主义作家普鲁斯特和艾略特的关注是当时保守的德国文学研究界少有的。他的目标本是消除法德之间的文化隔阂与政治偏见,让保守的德国静下心来理性对待法国,并在新的欧洲谋得一席之地。但是,20世纪30年代,他向中世纪拉丁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其说是个人兴趣,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威廉·卡林曾将库尔提乌斯的这一转向与斯大林时期比较文学学者日尔蒙斯基研究中亚口头史诗相类比:“日尔蒙斯基欲歌颂当代形式主义而不得;同样希特勒独裁期间,库氏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威廉·卡林,2017:471)无论是否赞同卡林的推断,我们在分析《欧拉》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高压还是非常有助于还原这部著作的历史语境,结合库尔提乌斯前后的学术理路,在其中辨识出库尔提乌斯难能可贵的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笔法”。

  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库氏谈到写作本书的背景时说,战争使得欧洲的思想与艺术四分五裂,“解决之道唯有从中世纪拉丁文学的连续性入手”,他谈到自己1932年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中批评了“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主义倾向(barbarization)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库尔提乌斯谈到这本小册子时认为,西方尤其是德国,正日薄西山濒于崩溃。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发动的大量民众运动和政治性煽动非常危险,他们厚今薄古,仇视外族,痛恨教育和文化。《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有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减少教育与憎恨文化”“民族还是革命?”该书在当时很快遭到公开指责,作者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学者理查兹梳理后却发现,近50年来库尔提乌斯反而成了战时活跃在德国的语文学者的替罪羊。理查兹提醒我们:“库氏身后获得的形象跟历史上的本人并不相符;而别人诟病其思想时忽略了该差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期间西德受压抑且短视的历史意识所囿,出于极其特殊的原因,丑化库尔提乌斯的形象。因此,我们必须将他的身后形象,同其真实思想分割开来,并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厄尔·杰弗里·理查兹,2017:5-24)在对库氏的批评中,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也曾讽刺研究中世纪文献的库尔提乌斯是“藏匿于坟墓中的鸿儒”(Katakombengelehrter),但是身为“日耳曼志愿师”的党卫队军官,尧斯也并没有政治和道德资本指责库尔提乌斯埋首书斋的工作是逃避政治责任。从思想上来说,“尧斯批判实证主义,质疑客观科学之可能,皆源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主体性价值化(la valorization de la subjectivité)。海德格尔(Heidegger)也推动了这种主体性至上的崇拜——他踢走‘科学的语文学’,搬出了不受验证问题辖制的直觉”(厄尔·杰弗里·理查兹,2017:5-24)。

  在1945年发表的文章中,库尔提乌斯反驳了厚今薄古论、唯我论的主观主义以及科学的政治适应论,他明显是在针对其纳粹同行。1949年库氏在美国的发言《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中,更是毫不隐讳地讽刺那些“今人”如何忽略了历史材料的丰富性,他认为虽然西方思想的基础是古典的古代与基督教,它通过中世纪得以继承,但有人忘记了“中世纪最珍贵的遗产,是它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的创造精神”(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67)。库尔提乌斯论证这个观点是基于具体而真实的文献,而非遵从一种“观念”,或从主观角度任意曲解文学与历史。他特别提醒时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例如存在主义(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61),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蕴藏于文学而非哲学。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怀疑韦勒克批评库尔提乌斯“侧重于文学的哲学含义”从而导致了“他最终的表态倾向于直觉论和神秘论”是彻底的误解。

  库尔提乌斯对德国精神危机的预言很难不让我们想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节中的论断,斯宾格勒把生物的生命周期观察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更新了历史学的方法,提出了“文化形态学”。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提乌斯在《欧拉》第一章“欧洲文学”开端部分不久,就提到了斯宾格勒的这本书,认为对一战后欧洲文化危机的认识必须借助“比较文化形态学”,他随后从汤因比的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文学研究需要通过史学的方法,它的“终极单元不是国家,而是更完整的历史实体——我们称之为文化”(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2)。毋庸置疑,库氏研究和斯宾格勒一样,浸淫着德国浪漫主义的气息,他基于千百个碎片,采用了大型理论构思,“是出自末日精神和彻底再生的世界阐释”(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2014:362)。虽然被批评为非历史或超历史,但是他对于破碎世界的重组的渴望,正是他用文学研究抗拒分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最大动机。

  而今,我们重新审视库尔提乌斯及其著作时,不难发现,在重新理解和对抗文化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历史相对论和主观任意的政治适用论上,库氏的研究不仅不过时,还蕴含着远超过同时期学者的学术生命力。库尔提乌斯认为,为了超越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必须“借助一种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不在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里,而是在中世纪拉丁文学中,是用文献学的方法和历史学的意识,重新寻找出欧洲失落的统一性(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78)。而历史的方法就要避免对历史进行抽象的纯粹思考,或者仅仅将事实进行简单的因果联系,因为“我们应该从史学意义而不是地理意义出发来理解欧洲”(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7)。

  3 统一性与整体性

  1953年库尔提乌斯在为德文第二版《欧拉》写的序言中谈到本书的目的:“希望发觉让西方文明经久不衰的源头。通过采用新方法,我试图在时空当中指出这种传统的统一性……不过,论证时必须站在普世立场。这一立场源自拉丁文学(Latinity)。”(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79)

  《欧拉》的编排根据逻辑顺序,主题环环相扣,以任务和母题相互交织,反映了他们彼此相关的“历史联系”。这种相关性开始可能模糊不清,但是逐渐清晰。正因如此,《欧拉》既是语文学者的精彩文本,也是比较文学学者的教科书级著作,不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上都堪称典范。《欧拉》全书总计18章,其中首尾两章基本等同于前言与后记。开篇“欧洲文学”不是从具体的语言、修辞等问题展开,而是阐述19世纪以来史学发展带来的思想形态变化,以及当时紧迫的历史图景欧洲化的问题。他通过汤因比的“诗歌形式是历史主义的终极概念”(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将诗歌(本书主要是拉丁语文学)引入论题,并且雄辩地声称“欧洲文学必须视为整体……当然,不是以文学史形式……唯有以史学与文献学为方法的文学研究,才能胜任这项工作”(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14)。在这样的雄心之下,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库氏的论述范围是“拉丁中世纪”,但他的目的是要论证“欧洲文学的统一性”。这本巨著,尽管中译本也长达500多页,但看似琐碎的论述并没有被材料淹没。因此阿兰·米歇尔在本书的法译本导读中评价说:“作者并不总是强调形式:不存在没有历史的结构主义,也不存在没有哲学思想的修辞学。”(阿兰·米歇尔,2017:595)

  全书正式论述是从第二章开始的——“但丁随着维吉尔的脚步,开始了他的幽域之旅”;库尔提乌斯论证了拉丁中世纪与古代的关系,而它们的传承依靠的是教育(第三章);接着,他介绍了修辞在古代七艺中的位置,修辞对文学、绘画、音乐的重要性(第四章);由语言的形式进而引导出主题学(第五章);文学中的主题与古代心理世界联系的显现,最好的例证莫过于考察自然女神(第六章)的历史变迁,因为中世纪她备受欢迎而身份多变。但是,仅止于此还不够,必须重新回到语言的形式上来,因为“最重要的‘修辞格’当属隐喻”(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162),因此第七章是“隐喻学”。自然而然,进入诗歌与修辞,按照古老诗学的重要划分,谈了英雄与君主、理想风景的想象等重要主题(第八~十章)。之后的三章是全书最具深度的部分——《诗歌与哲学》《诗歌与神学》《缪斯女神》:它的内在逻辑在于,本书从修辞形式入手,是出于对语言的爱(“语文学”的希腊文意味“爱言”),而“寓意与博学使诗歌更贴近哲学”(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272),因此她要走向智慧,自古以来诗歌与哲学之争一直紧密联系(“哲学”古希腊文即为“爱智”)。然而,诗歌仅此不足以超越人性,因此必然面对与中世纪神学的痛苦纠缠。至此,本书必须再次回到修辞这个文学的“本垒”,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经验而系统地定位,更准确地了解我们的文学材料结构”,找出“相同的结构要素”和“表达常量”,而形式常量中具体的就有缪斯女神。作为古希腊时代的异教女神,每个时代都有基督教诗人为她苦恼不已,库尔提乌斯利用历时化的材料最终证明,就这一传统而言,“地中海——北欧西部拥有共同的文化……其文学同样是统一的”(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299)。在此之后,库尔提乌斯由分析而综合,接着考察了古典主义(第14章)与风格主义(第15章),他们如何在以书籍为隐喻的象征主义中合一(第16章)。如果不算名为“后记”的第18章,第17章就是最后一章,在这里他又重新回到了但丁,将全书的论述画了一个完整的圆。至此,全书有条不紊地探讨了以表现为基础的中世纪文学的丰富性和继承性,通过历史的方法,雄辩地说明了欧洲文学的历史连续性与统一性。

  4 《欧拉》的比较文学启示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韦勒克针对库尔提乌斯主要的批评:研究动机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哲学化与神秘论、研究的过时等都是误读。不仅如此,甚至笔者认为在某些方面库尔提乌斯正是比较文学学者的榜样。因为在1959年韦氏所声言的“比较文学危机”中,他最后强调了两个问题提醒学界注意:一个是“文学性”,一个是“整体性”。不谈韦勒克对库氏批评有失公允,即使仅在这两点上,《欧拉》也都堪称典范。

  韦氏认为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和批评运动——俄国形式主义、德国的精神史和文体学研究、美国的“新批评”等都在反对束缚比较文学研究的外在唯事实论和原子论,但是也使得文学研究产生偏离,变成“思想史研究,或宗教和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是“文化史”,因此必须强调“文学性”这个“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雷纳·韦勒克,1982:43)。而艺术中内容与思想、历史与形式之间不能设置障碍,“唯一正确的概念是一个断然‘整体论’的概念,他视艺术品为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但却是一个有含义和价值,并且需要用意义和价值去充实的结构”(雷纳·韦勒克,1982:44)。韦勒克所提到的问题不仅在当时流行,它今天仍然残留为学术界痼疾。基于这样的思考,《欧拉》对于今天的比较文学意义更加重要。

  4.1 “文学性”必须被优先对待

  库尔提乌斯在《欧拉》中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意义和优先性。该书以语言的修辞为切口,处理的是纯粹的文学问题,毫不偏离。但是材料并非是研究的目的,“文学的本质是‘永恒的当下’(timeless present),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库尔提乌斯提醒我们文学研究并非是做故纸堆中的书虫,要寻找文学中相互交织的关系,他枚举的例子都是比较文学的绝佳研究题目:歌德中有莎士比亚、艾略特中有埃斯库罗斯和但丁;还有“文学形式的花园”、世代相传的形象等等(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14)。在表达文学的优先性时,库尔提乌斯说:“以语言与文学为载体的欧洲思想遗产无可替代,哲学、技术、政治经济体制都不行,只能是文学,因为前者只能创造好的事物,却创造不来美的事物。”(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38)事实上,他严格区分了文学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差异,其他都是“善”的,但文学既是“善”的又是“美”的,因此文学应该获得绝对的首席优待。比较文学研究更应该紧紧围绕文学性,而不是其他。

  4.2 文学研究不仅是分析,也需要综合

  库尔提乌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优美事物仅仅是插曲,我们“需要超长的时间单位”(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38)来认识这幅文学地图。他也使用了高海拔航拍照片的比喻来说明宏观和综合的文学考察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纯注意个别的文学形式是散乱的,只有通过综合才能看到思想。库尔提乌斯告诉我们,通过形式表现的是思想,我们需要寻找这个“结晶”,因为没有思想结晶的形式“如同无人租用的房间”(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39)。

  4.3 比较文学应借鉴语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好专业化/细化(specialization)与整体化的关系

  库尔提乌斯在《欧拉》第一章《欧洲文学》中,首先介绍的是史学观念的变化,他批评了彼此无关的文献研究把欧洲弄得四分五裂,库尔提乌斯采用的就是“所有历史探究方法的基石——语文学,对于思想学科,它的重要性堪比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他认为这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只能用经验获得的偶然事实真理,它只能借助语文学获得。它使得后来人有可能借助语言学手段,透视文本,让“细化为新的整体化打开门路”;因为“文学研究要与文本打交道,可没有文献学相助,它将寸步难行”。

  今天,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囿于单一语种或者民族文学研究范畴之内,见木不见林,也缺乏构筑世界文学的信念或者描绘文学规律的自觉意识,常常陷入方法论的困惑和研究价值的虚无。此时重温库尔提乌斯的忠告是有意义的:他在1973年英译本作者序言中说:“我们研究的是文学,是语言外壳下西方文化的思想与精神传统。其中蕴含着美、崇高、信仰等永不磨灭的财富。它是帮助我们改善并充实当下生活的精神能量之源。”(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2017:581)我想,这是新世纪比较文学学者需要永远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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