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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出路 全球化时代希利斯·米勒的比较文学观
2015年05月28日 09:33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 作者:张旭 字号

内容摘要: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现状如何?它是否面临新的困境?如果已陷入了困境,其原因与出路何在?本文以美国比较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为讨论对象,结合他在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述,以及他就文化研究进行的新阐释展开解读,进而提出批评与反思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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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现状如何?它是否面临新的困境?如果已陷入了困境,其原因与出路何在?本文以美国比较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为讨论对象,结合他在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述,以及他就文化研究进行的新阐释展开解读,进而提出批评与反思意见。

  关 键 词:比较文学/危机/文化批评/全球化

  希利斯·米勒在当今学界主要是以文学批评而著称,尤其是他为文学研究在美国实现建制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在比较文学界亦有着较高的地位。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就全球化时代米勒散见各处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述展开剖析,并在互文解读的基础上提出批评与反思。

 

  一、新时期比较文学危机问题的美国脉络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是在19世纪末叶。当年歌德曾使用过“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等词。1886年波斯奈特的专著问世,比较文学时代正式开始,从此“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合法名称沿用至今,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有人主张用别的名称来取代“比较文学”。在米勒的相关论述里,“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等几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它们实则是指相同概念,只是随着语境不同而略有差异。

  世纪之交,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中对“全球化”做了界定。他指出:全球化“既指一个过程,也指一个模糊的完成状态;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离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1:289]。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生的、有制定权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群体出现;二是全球化导致(至少在美国)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急剧变化。在新的全球化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又引起变化,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衰落现象的出现,文学研究原本主要是按独立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而今这种研究则被视作一种帝国主义特质的象征。此间,每个国家均被看作是多语的或多元文化的集合,因此仅仅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当研究的那种文学是外国文学时更成问题。米勒还提出,旧式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世界英语文学研究所取代[1:297]。这点很值得重视。

  既然我们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在逐渐取代旧的民族文学研究后,其自身是否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呢?实际情形却非如此。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又出现新的危机,其原因米勒曾有过深入而独到的分析。2003年米勒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观”的演讲,其中提到这场危机主要是与语言和新兴媒体两方面因素有关。关于后者,他曾在此前推出的《论文学》(2002)中有过深入阐述,不过当时他主要针对的是总体意义上的文学。这里主要考察他所提到的第一种原因,即语言的问题。

  总地来说,解构主义批评家喜欢从语言解构入手,同时他们更关注语言的“另一面”,此次米勒报告侧重的正是比较文学中的语言危机问题。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危机论调出现已有了半个多世纪。1958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这场危机主要源自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人为的分割,机械地认识源头和影响,还有那些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做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地气概恢宏,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久危机的症状”[2:282]。不过在该文末尾,韦勒克不无乐观地认为:“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和诗的本质,它们超越了人的命运和生命,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崭新的世界,那么人们将不再会有民族的虚荣心”。“文学研究将不再是一种考古式的消遣,不再是民族缺陷的反映,甚至不再是各种关系的网络图。文学研究成为像艺术本身那样的想象性行为,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2:295]。然而后来的情形并非像韦勒克想象的那么乐观,比较文学一直都处于危机之中,尤其是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危机症状体现得愈发明显。不过与韦勒克当年分析不同的是,在米勒看来,处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危机并不是由于理论或方法上出现分歧,而在于翻译本身的问题(即广义上的翻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心问题并不是“理论”,而是难以解决的翻译问题,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一种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的翻译,都是相当棘手的。我们所处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我们又怎能深入地学习它,真正了解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呢?如果两种语言的表达不同,那么翻译起来就更加困难。遗憾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对翻译问题重视不够,人们总以为任何语言都可以毫发无损地翻译成一种主流语言。这样似乎就能掩盖比较文学存在危机的事实。

  仔细考察美国大学教育,我们发现它一直都建立在语言可译性观念之上,同时人文学科常常成了大学理念的支柱。在美国,多数英文系实则是借助英语和翻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算得上是某种性质的比较文学系。此种局面直到二战后才有所改观。随着类似于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研究纳入美国高等院校课程,对人文学科业已达成的共识带来巨大冲击,其中最明显地落在经典作品的可译性问题上。由此,人们认识到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间具有不可译性。这就意味着英文系的权威与主宰地位的崩溃,同时意味着人们对为何要学习外语有了一种共识:因为无需再从原文回到英文,而是应该留居其中,亦即进入母语之中[3:290]。这样就颠覆了过去美国大学普遍相信任何语言的伟大作品都能被译成英文且其意义毫发无损的观点,同时意味着仅凭译本为主要手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存在危机。可以说,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自身(准确地说是翻译)造成的。近年随着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修辞性语言和其他语言问题,人们普遍对可译性问题产生质疑。这种局面甚至还可能置整个大学结构于危机当中[4:11]。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不要再去阅读翻译作品呢?其实不然。它只是告诫人们不要一味地依赖翻译,如果你要发现文学作品的原意,你就得去阅读原作。而读者这种对文本的义务,实则是米勒所谓阅读伦理中的首项命令[4:131]。

  回顾比较文学在美国的发展状况,仅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几份“十年报告”中,就有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地位的描述。20世纪末伯恩海姆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了一份十年报告(Bernheimer,1993),其中回顾了此前的“列文报告”(Levin,1965)和“格林报告”(Greene,1975),二者均对比较文学教学中借用翻译现象大加谴责。在新的报告中,伯氏在强调掌握外语进行比较的长处的同时,提出对翻译的旧有敌视态度应该根除,翻译在跨越不同语言传统的理解和阐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如此,此后在美国高校比较文学教学中采用翻译文本似乎也变得合法了。针对此种现象,米勒说:“无论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作品都是独到的、特殊的、自成一体的,文学作品拒绝翻译,拒绝旅行”[5:116]。这种对原语文学推崇的做法、对翻译作品怀疑的态度,与他后来在理论可译性问题上的看法大有出入。此时,他意识到理论离开了原来的土壤“旅行”、“翻译”到另一语境,被改变、扭曲和挪用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变对理论原创者而言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是危险的,但在某种情形下却有可能产生新意,再创新的转机。故而他也希望自己有更多作品被译成不同的文字[5:190-191]。可以说,米勒的论述抓住了问题实质。这点对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大量依赖译本开展比较研究的现象很有现实针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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