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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修电视·拍电视 ——我的电视“机”缘
2019年09月27日 0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海兴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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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次看电视到现在,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和电视的故事已成为历史。今天,电视传媒和国家各行各业一样,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跨入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刷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在享受着新时代,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

  

  我第一次看电视是在1976年。

  那年,敬爱的毛主席逝世。大队支书为了让社员们收看追悼会实况转播,专门跑到八里外的水库管理站借电视机。管理站有台12寸黑白电视机,那是当时文化生活的全部。

  我们一群小孩早早就在村头翘首以盼。老远看到一队人匆匆赶来,前面俩人一前一后抬着扁担,扁担中间挑着一个用床单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包袱,俩人弓着腰、迈着小碎步,小心翼翼地生怕颠簸。后面几个人轮流扛着一根胳膊粗的竹竿,长长的竹竿尽头绑着一副天线,那天线的外廓比我们教室的黑板还大。

  看电视的场地选在小学校园里,电视机放在两张摞起来的课桌上,天线杆子插在房顶上的烟筒里,全村男女老少围在电视机前,半大小子们抢先占据有利地形,有的蹲在窗台上、有的坐在房沿上、有的爬在树杈上……当电视机出现追悼会画面时,人群随着哀乐哭声一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精耕细作,日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村里有了积蓄,买了一台16寸黑白电视机,乡亲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收到这个喜讯时,我正坐在连队18寸彩色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在连队,我和战友们高呼“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在电视机前为女排姑娘们加油助威;在农场,我们从洒满晚霞的稻田拔出泥泞的双脚,迎着《霍元甲》铿锵有力的主题曲,迫不及待地向场部冲去,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在军校,《十五的月亮》让我思念故乡,《血染的风采》让我热泪盈眶……

  我在军校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主科学电台,副科学电视。

  第一次修理电视机时,心里很紧张,手握着电烙铁直发抖,不是激动而是害怕。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有高压电路,即使断电作业,那高压嘴上仍存有上万伏电压,操作不当就会引起电击,造成机坏人伤。

  暑假回家,小试了把身手,给乡亲们修好了20多台电视机,在村里反响很大,也着实让母亲开心骄傲了一回。随着党的好政策不断出台,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机,但由于农村潮湿、电压不稳等原因,电视机故障率很高。母亲写信说街坊邻居都盼着我回家探亲,叮嘱我一定带上修电视机的工具。

  到家次日清晨,我被窗外的说话声吵醒。

  “嫂子,看您多有福气,大侄子当了兵,上了军校,还学会修电视,这得多大学问啊!”

  “是啊是啊,他长了本事就应该帮大家做点事。不过他婶,您来晚了,前面已排了十二家了,咱得讲个先来后到不是?”

  过去,老家招待客人最好的饭是吃饺子。饺子是年夜饭,以示隆重,深层含义是“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半个多月,我走门串户天天修电视,顿顿吃饺子,吃得我真不想再吃了,但还是强忍着坚持吃了上顿吃下顿。我明白,我为乡亲们修好了电视机,他们感激我、高看我,把我当贵客。

  北京亚运会期间,刚落成的中央电视塔大放异彩,高耸入云的“宫灯”把精彩的节目传到千家万户,人们待在家里就可以尽情欣赏体育盛宴。但没过多久,随着北京城的飞速发展,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挡住了电视信号,电视机上的羊角天线失去了作用,于是各单位的楼顶上架起了一个个天线群。后来,随着电视节目卫星转播,各家楼顶上又矗立起一口口“大锅”。这些形态各异的天线,将电视信号收集起来,通过一根电缆传送到各家各户,节目数量一下子增加到近百套,收看效果也大为改善。

  电视节目多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电视机“盛”不下了。过去的彩色电视机有十个频道按键,可以固定十套节目。起初节目少,频道还有富余,后来节目多了,每次都得调来调去,特别麻烦。那时,带遥控的电视机刚刚上市,都是进口货,贵得吓人,一般家庭买不起。

  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通过加装集成电路,把普通电视机改成遥控电视机,频道可增加到100个。我异常兴奋,立刻从深圳邮购电子元件,动手实验。

  改装实验成功了,我在营区也出名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义务给机关、连队、家属院改装了好多台电视机,大家交口称赞。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部队首长决定调我到宣传科代理摄像干事,负责拍电视。我万分激动,一夜未眠。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传媒绝对属于高科技、新媒体。由于摄录设备昂贵稀缺,只有少数单位才能配得起,加上那个年代正是军队过紧日子、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特殊时期,部队经费本来就紧张,花百万元购置一套摄录设备,部队首长需要下很大决心,挤掉好多建设项目。据说,调入这个岗位要符合一系列条件,要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高、有技术懂艺术、做事稳重牢靠,等等,当然必须是军官。此前的摄像干事因工作突出,被上级调走了。而我不是军官,文化水平不高,对摄像知识又一无所知,不知首长咋就看上了我。

  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我坚定地扛起了摄像机。

  那是一套老式摄录分体机,又叫提包机。录像机比现在的电脑主机略小,装在提包里,拍摄时挎在左肩,摄像机扛在右肩,两台机器用一根电缆连接,每次要左手先按下录像机,再右手操作摄像机,很不方便。那套设备死沉死沉的,足有四十来斤重,一天下来,勒得肩膀全是血印子,累得骨头都要散了架。我猜想,首长之所以挑我搞摄像,首先是因我身强力壮吧。

  扛起摄像机后,我才知道这里面学问大了。一部好的电视片,需要电视技术和电视艺术完美结合。在部队从事电视宣传工作,要摄、录、导、编、演等各个工种一肩挑。前期要策划主题、撰写脚本、导演拍摄,后期要经过剪辑包装、图文字幕、配音配乐等工序。对我这个新手来说,要完成这么多工作,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扛着摄像机下基层、跑连队,晚上扎进机房编片子,业余时间读函授班、上辅导班、到电视台跟班。几年下来,战友们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了,有的下海经商了,我仍以摄像机为伴。

  进入21世纪,电视传媒技术进入信息数字化时代。2002年,部队组建了多媒体宣传中心,装备了一套数字化电视制作设备。其中,摄像机是摄录一体专业机,编辑机是数字化非线性工作站。这台摄像机小巧灵便,才4公斤重,还不到老机器的五分之一,扛在我练就的“铁肩膀”上,感到轻飘飘的。新机器最大好处是彻底解放了左肩、腾出了左手,非常方便拍摄高难度的特效场面。工作站是一套电脑采编设备,功能十分强大,后期编辑包装可花样百出,号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有构思、有创意,它都能变成现实。

  这套设备真是太好了,我爱不释手。除了吃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机房里研究熟悉新设备,经常后半夜才回家。老婆揶揄我:“别回家了,抱着摄像机睡觉好了。”直到离开部队,这套设备一直伴随着我。我用它拍摄《张思德》,拍摄三军仪仗队,记录了部队点点滴滴的发展变化,见证了国家一步步走向繁荣强大。

  从第一次看电视到现在,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和电视的故事已成为历史。今天,电视传媒和国家各行各业一样,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跨入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不断刷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在享受着新时代,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个时代!

作者简介

姓名:李海兴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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