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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学的政治 ——伯林论俄国思想家
2014年11月02日 10: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陆建德 字号

内容摘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唐纳德•戴维的《托马斯•哈代和英国诗歌》(1973)一书时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戴维在说到当代英国诗人反对走极端时以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英国没有而且也不能有19世纪俄国的那种知识阶层,英国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宣称他们应享有不负责任的特权。而俄国知识分子则不然,当时沙俄社会压迫太甚,它不允许知识分子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言路不开,结果这社会放弃了它一项重要权利,即要求知识分子言行负责的权利。读到这样的见解感到新奇,于是就借了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英文版《俄国思想家》(亨利•哈代编辑)于1978年出版,收有伯林作于1948年至1970年的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曾发表,有的还出过单行本。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已由译林出版社收入《人文与社会译丛》与中国读者见面。重读一遍又有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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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唐纳德•戴维的《托马斯•哈代和英国诗歌》(1973)一书时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戴维在说到当代英国诗人反对走极端时以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英国没有而且也不能有19世纪俄国的那种知识阶层,英国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宣称他们应享有不负责任的特权。而俄国知识分子则不然,当时沙俄社会压迫太甚,它不允许知识分子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言路不开,结果这社会放弃了它一项重要权利,即要求知识分子言行负责的权利。读到这样的见解感到新奇,于是就借了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英文版《俄国思想家》(亨利•哈代编辑)于1978年出版,收有伯林作于1948年至1970年的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与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曾发表,有的还出过单行本。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已由译林出版社收入《人文与社会译丛》与中国读者见面。重读一遍又有新的感受。

  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也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别林斯基在那封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7月15日)上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

  俄国社会有一股股新生力量在沸腾,在向外冲,可是受到了沉重压迫的扼制,找不到出路,于是便只能沮丧、苦闷、冷漠。只有文学,尽管它受到野蛮的书报审查制度的迫害,还有生命,有前进的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这个称号在我国那么受尊敬,为什么在我国即使才气不大也能够那么容易地取得文学上的成功。诗人这个头衔、文学家这个称号,在我国早就使大肩章和五颜六色的制服黯然失色了。转引自《果戈理评论集》,袁晚禾、陈殿兴编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该信译者为殿兴。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伯林所论的俄国思想家都是俄国文学家。《俄国思想家》收有七篇文章,其中评托尔斯泰历史观的《刺猬与狐狸》最为有名,早在1953年就出过单行本。伯林在文中将思想家分为一元论者(刺猬)和多元论者(狐狸)。我国读书界对这过于干净利落的分野已较熟悉,在此暂不评介。《辉煌的十年》篇幅长达百余页,在本书中占有核心地位。这篇长文包括四个部分,原系伯林1954年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所作的四篇演讲,1955年至1956年曾在政治背景复杂的《文汇》杂志刊出。在第一部分《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伯林分析了“辉煌的十年”(1838年至1848年,“辉煌”也可译为比较中性的“值得注意”)的社会背景和俄国知识分子基本特征的形成原因。他说,当时俄国绝大多数人是文盲,沙俄政府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记忆犹新,实行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一切观念都受到冷落与疑忌,时时作出愚妄的神经质反应。这样一来,知识阶层对各种思想观念的渴求更趋旺盛。伯林指出,在西方,一种观点要在社会上取得支配地位必须经过凌厉的生存斗争,而进驻俄国知识阶层的观点却缺少一个与其他思想理论逐鹿竞争的过程。通行于俄国知识阶层的观念都由海外输入,它们偶然而至,几经转辗,竟形成风潮。某人从巴黎带回来的一本书或从哪位英国传教士那里听来的怪念头都会激起由衷的兴奋,可塑性极强的敏感青年像海绵一样吸收这类观念,陶然而醉。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愿意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推理能力极端发达,他们一旦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就咬定真理不放松,并作出逻辑的结论,要不顾一切代价使之实现。

  也许批评家别林斯基身上就带有这种令人敬畏的精神气质,他不论场合,勇往直前,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革命派的理想完美的祖先。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辉煌的十年》第三部分是一篇别林斯基的专论。别林斯基巨大的人格力量几乎无人可比,他绝对诚实,自己每次思想上的转变都引起他强烈的痛苦。这位目光如炬的天才疯狂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能满足人类之需的“完整”答案。伯林对他的描写精到准确:“不能妥协,苟非其全心彻底相信之事,则暂时且表面的委蛇变通,亦不肯为。”《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伯林揭示俄国艺术家迷恋道德纯洁是一种一元主义的人生观使然。他比较了法国人和俄国人对艺术家的不同态度。在法国,艺术家的任务是提供作品,他们的私生活不是公众所关心的,而作品的优劣与作者的道德品质无关。在俄国则不然。艺术家的人格须绝对完整,他们站在公共的舞台上发言,肩负了引导民众的神圣责任,人格上的多样性、矛盾性是不存在而且也不许可的。于是献身于理想和真理的艺术家有一种战斗姿态和英勇气概,他们藐视客厅里的礼仪和公共论坛上的克制。伯林在别林斯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几近粗鲁的、得理不饶人的格调,它后来更趋尖锐激越。伯林写道,别林斯基“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何时何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俄国思想家》,第213页。这种时而怒气冲冲,时而杀气腾腾的腔调逐渐成为激愤的新人的典型腔调。别林斯基在革命之年1848年逝世,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当然应该包括风格上的影响。热烈泼辣、波涛汹涌的“战斗檄文”的内容有时尽可忽略,那文风本身就是某些基本立场态度的见证。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是不是别林斯基的传人?《俄国思想家》中最后一篇文章《父与子》又是一篇伯林式的优雅杰作。巴扎罗夫以为靠了他的显微镜和青蛙解剖所象征的一切就可以粗暴待人。他说话唐突,满嘴讥嘲,鄙视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对接待他的基尔沙诺夫们的感情全然不顾,坦白到了残忍的地步。请看他与他朋友阿尔卡狄的伯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的一段对话: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第77页至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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