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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芳邻为伴
2016年06月17日 14: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佐哲 字号

内容摘要:1968年我结婚时就是在干面胡同内东罗圈胡同11号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楼”里。

关键词:胡同;社会科学;中国;干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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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我结婚时就是在干面胡同内东罗圈胡同11号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楼”里。当时因为住房紧张,中青年人结婚时,就被单位安排到建国门外永安南里,或者到干面胡同“专家楼”某个专家家中居住,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中青年人逐渐迁居,直到1986年春节前我才搬到劲松九区居住,算起来在干面胡同整整住了18年。

  干面胡同在北京是一条年代久远、笔直宽阔的著名胡同。元明时期它属于“黄华坊”管辖,到了清朝属于朝阳门内镶白旗领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先辈随龙入关后,在京师的居住地亦属此领地,据说他家最初居住在今北京站东“泡子河”一带。

  干面胡同呈东西走向,总长度大约有七八百米左右,东起朝内南小街,对面是禄米仓胡同;西至东四南大街(灯市东口南),对面是甘雨胡同。据说,因为这条胡同是明清时期运输禄米的车辆经常来往的通道,每当车马一过,尘土飞扬,满天弥漫。于是,人们便戏称“下干面”了。久而久之,便有了“干面胡同”之名。

  干面胡同里有很多深宅大院,建筑整齐,明清、民国时期许多达官贵人居住在此。

  新中国成立后,胡同里的单位及宿舍较多,如中国科学院下属机构与家属宿舍、中国红十字总会机关与家属宿舍、外交人员服务局与家属宿舍、和平饭店家属宿舍(原来在胡同西口,六层红楼,现已拆除,盖成了欧美建筑风格的大酒店)以及东口的“东城区党校”,等等。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干面胡同的一大特点是居住在这里的名人、专家、学者多。该胡同61号院也是社科院家属宿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科普作家高士其先生、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都在此居住过。

  57号甲小院曾经住过一位化学专家(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上海人),他特意请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为他设计了带地下室的二层红瓦楼顶、米黄色楼体、别具西班牙风格的小楼住宅,现在被列为北京文物保护建筑物。

  30号院的一幢三层红色小砖楼,就是刚刚去世的京剧大师梅葆玖的住宅,据说此楼原属于在协和医院工作的一个美国人所有,后来此人回国,委托梅葆玖的岳父代管。49号院据说曾经住过著名作家凌叔华。

  干面胡同内的东罗圈胡同、西罗圈胡同更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这里有中科院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的专家楼以及改革开放后盖的六层楼,还有少许平房,曾经居住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许多顶级专家学者,用现在的话说,“个个都是国宝级的大师”。例如,钱锺书杨绛夫妇、吴世昌、沙汀、王士清、李健吾、戈宝权、罗念生、卞之琳、赵荀、杨向奎、胡厚宣桂琼英夫妇、罗尔纲、钱宏(柳亚子先生的外甥)、王忠、夏鼐、贺麟、金岳霖、杨一之、杜任之、汪奠基、容肇祖(容庚先生的弟弟)、周礼全、沈有鼎、唐棣华(黄克成大将的夫人)、刘亚克、乌家培,等等。

  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现在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有些也已离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当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如,陆学艺、叶秀山、陈高华、林非、黄宝生、梁从戒(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王世民、孟凡人、罗锦麟(罗念生先生的长子)、黄梅(黄克成与唐棣华之女)、贾孰村(罗尔纲女婿)、罗嘉昌(罗尔纲先生之子)、沈宁(夏衍先生之女)、宋成有,等等。

  “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

  古诗曰:“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几十年一晃而过。我离开干面胡同至今,已是第30个年头了,但是当时的所见、所闻仍然萦绕在心头,浮现在眼前。

  这些年来斗转星移,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世界刮目相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传统学术)方面,不管是研究手段,还是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在日新月异,让我非常感动。最近,梅葆玖先生、杨绛先生的相继离世,不由得让我回忆起在干面胡同生活的往事和一些趣闻。

  有一段时期,“学部”人员必须天天按时上班,即使是年迈的顾颉刚先生、金岳霖先生都不例外,他们为了保证不迟到,只好乘三轮板车上班。金先生由于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他请了一位三轮车夫,每天拉他上班。每天早晨,只见金先生坐在平板车上,双手分开,握着钉在板车上的门把手。我也见过改革开放后,金先生海内外的好友与学生来看望他,在楼前与他合影、聊天的场面。如美国历史专家、汉学家、“中国通”费正清夫妇、数理学家王浩(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

  我经常看到钱锺书、杨绛夫妇饭后并肩在附近散步,他们边走边聊,十分亲密,令人羡慕。当时,钱先生所在的文学所是“学部”里最早去河南“五七干校”的,杨先生所在的外文所比文学所晚几个月才去。于是,钱先生几乎每天都要给杨先生写一封信。为了避免重复,前一天信封写“杨绛同志收”,第二天写“杨季康同志收”(当时院里的邮件都统一放在一起,由一位刘姓老阿姨管理,大家每天都到她家领取),十分惬意有趣。

  我也经常看到夏鼐、容肇祖、李健吾、卞之琳诸先生到垃圾站倒垃圾,到粮店、副食店买粮、买菜;看到戈宝权、卞之琳、李健吾诸先生冬天在锅炉房烧锅炉;看到孤癖的沈有鼎先生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迈着“八字步”进进出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竟是个“天才人物”,在数理逻辑研究方面提出了著名的“沈有鼎悖论”。

  此外,我还看到过梅葆玖先生参加修建“人防工程”,在我们院子里特意建造“土砖窑”边烧砖、挖防空洞。改革开放后,也看到过他骑着摩托车,带着夫人,在胡同中穿行……

  我在干面胡同住了18年,特别是在东罗圈胡同居住期间,每天见到这些葛衣粗食、学风朴实、彬彬有礼的学术大家们,耳濡目染,有进一步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交往,向他们请教、求学的机会。

  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虚心向学,就会有所收获。杨向奎、贺昌群、胡厚宣、夏鼐、吴世昌、罗尔纲、钱宏、戈宝权、杨一之等诸位先生对我业务上的指教、帮助多多,日久天长,潜消默化,让我受益颇深。至今,我的家中还珍藏着先生们送给我的书籍、著作。今天回忆起来,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与怀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天国“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学术欣欣向荣,也一定会满意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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