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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先生与“人学”理论
2018年10月22日 14:37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杨扬 字号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是人学;先生;钱谷

内容摘要:钱谷融先生与本文作者。《〈雷雨〉人物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钱谷融先生与他的部分著作。■杨扬钱谷融先生逝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有不少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发表。这些文章谈到钱先生的学术贡献,几乎都会注意到他的“人学”理论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是人学;先生;钱谷

作者简介:

  钱谷融先生逝世一年了。这一年中,有不少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发表。这些文章谈到钱先生的学术贡献,几乎都会注意到他的“人学”理论,也就是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倡导的人的问题是 “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的思想。作为随他学习多年的学生,我感到这些文章的聚焦是准确的,与钱先生平时谈文论艺的切入点比较接近。但如果细细推敲、研究,可能还有一些内容值得补充、说明。

  “人学”理论与文学的常识性问题

  钱谷融先生晚年在自述文章中说:

  (上世纪)50年代我写了一篇题名为《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受到全国范围的长时期批判。其实这篇文章所谈大多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并无多少独到的创获。它之所以受批判,只是因为它不合时宜而已。

  钱先生的自我评价,后来被一些人援用,以说明钱谷融的“人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些文学常识而已。事实上,钱先生的所谓常识,有点类似于谚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意思。

  人文学术,尤其是文学领域谈论的话题,有许多涉及前人说过的东西,后人继续这些话题,是学术研究上的“接着说”。这种学术上的推陈出新,新意所在,是需要研究者用心体会的。不能因为前人已经说过,今天再来讲,就简单地认定是老调重弹,炒炒冷饭。

  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也是花样翻新。在这些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中,究竟选择哪些问题和理论来展开文学研究,钱谷融先生是花费功夫认真衡量过的。他晚年赠送给我的一批书籍中,不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扬等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等,上面不少文章都留有他阅读批注过的痕迹。钱先生选择文学中人的问题来研究,并吸收了前人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观点。这种选择,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识见和辨别能力。

  记得前几年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遇到一位前辈理论家,他是上世纪80年代有名的左派。听说我是钱先生的学生,他问我钱先生是否还坚持“人学”的观点?我说是的。他摇摇头叹息说,你老师人不错,可惜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文学,太简单了,还是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啊。

  这当然是学术观点上的彼此不同。但联系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研究环境,由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的探讨,发展到从苏联引进季莫菲耶夫的“工具论”,当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文学研究领域盛行之时,有关人的问题的理论探讨,反倒是不太多,甚至很弱。当时在文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以及后来创刊的《文学评论》,所刊发的文章大多倾向于探讨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与现实关系问题等,很少有专门讨论文学中人的问题的。

  钱先生是少数几位集中思考文学中人的问题的专业户和单干户之一。说他是专业户,是因为从《论“文学是人学”》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在文学问题上,他总是把人的问题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至于说单干户,那是他的文章只要一经发表,必定引来无数的商榷之声。《论“文学是人学”》不用说,后来的《〈雷雨〉人物谈》也是如此。翻阅当年的《文艺报》《文学评论》,可以体会到钱先生发表文章之初是多么孤单。今天有人认为文学中人的问题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在历史过程中,这种常识的获得和强化,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有独特的学识眼光。

  在一些文学史资料中,有关上世纪50年代人的问题的讨论,人们常把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与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归在一起。这种归类是当时为批判人道主义思潮而做的一项工作。但对钱先生而言,他的思想与胡风、巴人、王淑明等偏向于创作现状所发的议论有所不同。钱先生长期在大学教书、研究,与创作界关系疏远,在行文方式、思考问题的重心和思想的传承方式上与胡风、巴人等距离较大。  将钱先生的文章与同类的关于人的问题的文章加以对照,就会发现,钱先生的文章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其他文章,很多是针对当前创作现象所发的一些议论。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论文。所谓系统,就是比之同类更条理化。

  的确,1949年以来,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文艺理论领域第一篇较为系统阐述人的问题的理论文章,不仅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视为是 “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而且,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也获得了高度评价(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93页)。之所以有这样的好评,除了在学术观点上激发了同人的共鸣,很重要的是钱先生的文章个性,融汇了他对文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和发现。

  譬如对人的问题的认识。很多人认为钱先生一定大量阅读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理论著作。但钱先生认为自己对西方人性、人道主义的接受,主要还是文学上的,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罗曼·罗兰、雨果等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激发他思考文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一般同行眼里,钱先生比较强调文学审美价值。其实,对于文学审美核心问题到底是语言问题还是人的价值问题,在钱先生看来,还是应该偏重于人的价值问题。尽管他写过《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等文章,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但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问题,而是与作家的情致和思想能力有关,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人生价值问题最为核心。文学语言的力度,是由作家在人的问题上思考的深度所决定的。

  钱先生将他这种认识落实到研究生的培养上。他录取研究生,别具一格地要考作文。照他的说法,不是要看你的言辞和语言表达能力,而是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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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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