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出版家陈昕先生的思想轨迹，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陈昕先生的读书学习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在“社会大学”里完成的。他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说道：“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3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

　　正如韩钢的研究所显示的，1977年至1978年间，经济领域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陈昕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与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了改革历史的“断裂”和“延续”。还是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中，他说道：“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多后经反复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从事资料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文汇报》《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产品的价值分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等多篇论文。”

　　70年代末期在经济领域开启的辩论，最初大都局限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随着对商品经济地位的承认，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改革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已经远远走在经典理论解释的前面，陈昕先生当时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点，他在谈到自己的老领导也是前辈经济学家巢峰时，一方面强调了拨乱反正时期巢峰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巢峰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这种仅就“现象”论“现象”的讨论感到不满足，“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余温’犹在”。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陈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面对改革时代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然希望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必然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寻求突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理论，特别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广泛地借助了各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资源。陈昕先生在《“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强调“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不可等闲视之的理论分支……它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两本重要的著作”。由此进一步激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译介热潮，譬如“黄皮书”中的《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和《供应学派革命》都是“‘鲜榨’的学术果汁”，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和学术效应。这些书不只是对西方最新的、尚有争议的经济学理论的介绍，而且选择相关的理论也包含着对当下中国改革实践的关切，像《供应学派革命》“是对经济学前沿和美国宏观经济管理与运行最新动态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叶，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冷战版图，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外’的活力与繁荣。而他的经济智囊团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如何认识、评判这样一个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尚处在成长之中的‘异端’学派，不仅是学术好奇，更具有中国式的现实改革中‘消化吸收’的价值。于是，我们在最快的时间里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厘清了这一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萨伊定律的分歧与共识，分析了它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应不足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