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记者白修德眼里，1944年10月、11月间的延安，“一场革命正在摸索中逐渐成形；遍布全国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正秘密赶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中共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是1928年的事了，而这无疑是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主权铺路。”

　　本文摘录自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第五章。

　　1944年10月22日，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从这天起，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延安逗留了三周。其间，共产党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有的已回到延安，有的正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本就住在延安，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刚刚抵达。

　　一切充满了欢声笑语

　　每天早晨，我在招待所的小房间被军号声叫醒。从窗台俯视，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集市十分热闹，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

　　那时似乎一切充满了欢声笑语。以朱德为例。当时的朱德高大魁梧，长着一个狮子鼻，是红军总司令，被称为红军之父。

　　一天，在会谈结束后，他盛情邀请我留下共进午餐。落座时，他的参谋长叶剑英也来了。午餐就像家宴一样轻松随意，我们走到阳光灿烂的果园里，玩起了文字游戏，彼此打趣。我们比赛谁能在一句话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所谓”这个词。比如，“所谓总统蒋介石在重庆的所谓政府正试图将所谓的国民党军救出所谓的前线”。我们悠闲地吃着梨，喝着茶，笑语不绝。

　　那几周，大概是这些领导人难得舒坦的一段时间。午餐后，周恩来会邀请年轻的口译员陈家康在大食堂打乒乓球，朱德、彭德怀会因为彼此的玩笑而放声大笑。他们一起挨过饿、受过苦，一起挺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是兄弟。此刻，他们从各种指挥抗击侵略者的战场返回，享受着战时的重聚，洋溢着喜悦，充满自信地昂首阔步而来，参加这次会面。他们是第一梯队的指挥官；他们将自己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转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60万人的队伍，身后还有超过百万人的民兵组织的支援。

　　最能尽情享受这种同志情谊的时刻，就是每周六晚上举办的舞会。在优美的旋律中，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会跳起滑步。朱德不跳舞，他坐在桌边喝茶嗑瓜子。叶剑英带着3岁的女儿妞妞，她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椅子间横冲直撞。叶剑英则在舞池中恣意起舞，他的舞像是探戈与华尔兹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