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中华民族理应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身处这样一个新时代，所有理应担当起时代使命的人文学者，将越来越深入地体会到，真诚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性自觉，和与其同样重要的“继承创新”之“创新”意识，作为建构当代思想主体精神的核心要素，其相互生成的思维活力，在具体呈现为十九大报告所号召的“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实践过程中，必将创造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一体共生，从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时移世易而实现整体价值提升的集大成境界。自然而然，这个集大成的新时代，也必定要成为集经典化之大成的时代。这就是“新经典化”。

　　当然，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而“一代有一代之经典”的一般性理解和阐释意义上，每个时代人们都在自我阐释中凸显能够体现其时代精神的“经典化”，从而也就具有某种“新经典化”的特质。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这里特意提出的“新经典化”。

　　我们强调的“新经典化”，是针对人类文明史上那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特殊时代的特殊贡献而言。譬如“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经典化成果，以文字载述形态为线索，并以儒家文化为主脉来考察，便有一个从“五经”到“十三经”的发展脉络，这一经典化的历史脉络，不仅涵摄西周制礼作乐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历史大变局，而且涵摄秦汉以来礼乐复兴的新文化形态。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自从有了“五千年”之传统文化经典和“一百年”之现代文化经典的二元分立以后，“传统经典”与“现代经典”的体系性关系，始终是暧昧不明的。不仅如此，在此暧昧不明的背景深处，往往存在着一个由“西学东渐”的知识引进所左右的“现代性”主导意识。与此相关，在往昔“传统经典”与“现代经典”曾经对立的时代，一面是通过“现代”对“传统”的批判来呈现两者对立的价值指向，另一面则是“整理国故”者以“整理”来抗衡“新文化创造”者的“创造”。不言而喻，如是意义上的“一百年”所具有的鲜明的“新经典化”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新经典”的确认和阐释方面，尽管“新经典”的确认必然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过程的艰难曲折并不意味着“经典化”的消解，恰恰相反，这一方面呈现出“一百年”文学文化思想主体持续而坚韧的探索，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一百年”社会实践对“经典化”本身的历史检验。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后，重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经典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展望未来的前景。

　　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新时代价值阐释的核心追求，也必然是“高质量”的。“高质量”的“新经典化”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就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思考。

　　其一，“永久价值”和“时代要求”的体系性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古今中外所有被确认为“经典”的哲学思想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必定具有经得起一次次重新确认的“永久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经得起永久性“经典化”实践检验者，才是真正合乎经典化原理的“经典化”。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经典化原理，正是本文此处所谓体系性关系的内在规定。假如此一时有此一时之“经典化”原则，彼一时有彼一时之“经典化”原则，看似注重自己的时代诉求，实则有违“经典化”的基本原理。毋庸讳言，在每一次的“经典化”实践中，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和“理论家”都要充分阐明自己时代的价值追求，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时代诉求的阐释，归根结底是在阐发自己时代独到的时代精神所包含着的永恒价值，也就是赋予时代性以永久性。在这个意义上，不包含永恒价值要素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问题还在于，自我阐发的时代精神的永恒价值，只有经过超越那个时代的大历史实践的检验，才会被证实是否富有真理性内涵。所以，阐明自己时代之精神追求的思想逻辑，将与阐明自己时代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大历史逻辑融为一体；体现为时代性的永恒价值和体现为永恒性的时代精神，是遵循同一原理而相互生成的。于是，时代风采的展现和历史魅力的展现就将互为内涵、互为主题，或者更恰当地说，互为阐释对象。中华先贤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请允许我们将这句名言引申诠释为“究天人境界之际，通古今经典之变”，以此而收获通观文明进程的透彻认识和超越精神，而这也正是一个集大成意义上的“经典化”所需要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对于同时有着“五千年”悠久传统文化和“一百年”现代先进文化的中华民族而言，“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伟大号召，标志着“新经典化”的时代风采，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深处而吸收其营养，并在历史变迁的风雨中经受考验而茁壮成长起来的生命之树的风采光华，“传统”不是外在于“当代”的“他者”，而是同一个中华文化生命体的不同界面。一言以蔽之，“新经典化”的思想成果之一，恰恰是“五千年”和“一百年”之体系性关系探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