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凝滞的艺术,艺术是升华的生命。田汉以70年的生命探索和艺术追求横亘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一己之思到为民请命，从浪漫唯美到转向现实，从“原型”到“典型”，从生命到艺术，田汉用自己的真性情、真歌哭印证了生命与艺术的二元互证。

　　田汉幼年丧父，靠母亲纺纱织布为生，但还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幸亏舅父易梅臣的帮助和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田汉自幼酷爱戏剧，童年时就喜爱看皮影戏、木偶戏、湘戏以及花鼓戏，稍长在长沙看到文明戏（话剧），便萌发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在求学时期，他就开始练习作剧，写有《新教子》《新桃花扇》等剧本。除去对戏剧的兴趣，从《新教子》中也能看出母子相依为命共赴时艰的生命辉映，没有母亲易克勤的知书达理，也许就没有《新教子》的戏剧初试，而《新教子》也烛照了田汉最早的生命呐喊。

　　1916年，易梅臣出资将田汉和自己的女儿易漱瑜送往日本读书，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田汉。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易漱渝的两个女友白薇和康景昭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探讨人生和爱情。共同的文学戏剧爱好，增加了彼此四人的情感深度，白薇爱上了田汉，囿于夺人之爱的道德伦理而不得不别田汉夫妇而去。田汉却在和康景昭的频繁接触中平添了心灵的波动。在《镰仓别康景昭女士》的诗中不难看出田汉对康的深情。异国生活中的三个女性促使田汉1920年完成剧本《梵峨嶙与蔷薇》。在这部早期的代表作中，田汉将个人生活情感“移情”于剧中，把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灵肉一致”的理想爱情寄托在剧中的主人公秦信芳和柳翠身上。秦柳二人在外界的帮助下终成眷属，达到“灵肉调和”的理想情感。田汉深知没有舅父的资助和表妹的以身相许，自己也许乡关难出，所以面对白薇的爱情进攻和康景昭的灵魂波动，他不得不压抑心中的情愫而归心与表妹的情怀。但田汉无法忘记活泼开朗的白薇和康景昭，这种爱而不得的多重纠结在此后的《灵光》一剧中也得以体现。剧中张德芬与顾梅丽、朱秋屏两个女性的感情纠葛很显然暗合着田汉对白薇、康景昭和易漱瑜的微妙情感。在剧作的艺术创作中弥补生活心灵的创伤，又通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情感追求，田汉在生活和艺术的互证中展示了一代剧作大师的因子。通过《灵光》，张德芬最终和未婚妻顾梅丽合二为一。也就在1920年年底田汉和易漱瑜在日本结婚，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和三位女性的情感纠结中田汉自我的一个了结，生活和艺术竟然能如此的一致。

　　1920年12月25日，也就是《梵峨嶙与蔷薇》完成后的几个月，舅舅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暗杀,年仅39岁。在《梵峨嶙与蔷薇》中，李简斋就是以舅舅为原型创设的角色，和原型不同，李简斋看透了政治最后放弃了革命。田汉舅舅是个彻底的革命家，早年带领田汉赴日也是去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田汉确实也在政治上有过过人的认识和关注，但田汉把自己意在艺术而不在政治的理想在剧中通过李简斋艺术化地给予表达。艺术的真实感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来自于生命与艺术的契合。像处理自己的情感一样，生活中的矛盾在剧作中艺术化地化解，理想通过艺术得以弥补。通过和李简斋的苦恕，田汉和舅舅的人生理想分野转向了自己的艺术之途。只有在艺术中,田汉才能找到自己。他发现艺术才是他生命所系的家园。“艺术之于田汉, 绝对不仅仅是项谋生的职业,他是为自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诗化人生。” (丁涛：《走近走进田汉》) 所以早期的创作被人披上了“唯美的象征主义”外衣，却不知田汉在“唯美”外衣下那颗和生活彼此纠缠的艺术之心。他深深地把生活和艺术浓缩在自己的生命里，并认为任何企图把二者分开的想法都是荒谬的。这也许就是田汉一生走向辉煌的生命密码，同时也暗含着其生命终结的宿命因子。“《梵峨嶙与蔷薇》之所以在田汉的早期创作中居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就在于该剧第一次表达出田汉对人生、艺术、社会、事业、爱情等重大问题的明晰认识与朦胧感悟。”(丁涛：《走近走进田汉》)全面客观地分析此剧，我们发现田汉的“唯美”是民众的唯美、是平民的唯美，是一己体验的生命之思和时代之问。

　　1922年，田汉和易漱瑜在上海创刊《南国》，宣称“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田本相：《田汉评传》）《南国》是田汉夫妇爱情的结晶，从独幕剧《获虎之夜》（1924年刊登在《南国》）可以看出田汉对妻子大胆反抗母亲包办婚姻的赞赏。剧中的女主角连姑不顾父亲强加的婚姻，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喊出“我把我自己许了黄大哥”，这和当年舅母反对把自己女儿许配给田汉的境况如出一辙。而男主角黄大傻自识家庭凄苦、性格软弱，对莲姑却有一颗火热的爱慕之心。黄大傻身上寄寓着田汉的身世之苦和性格烙印。1925年妻子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田汉虽然想和康景昭结婚但康已是有夫之妇， 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了婚。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幸福的，1928年，在《苏州夜话》中田汉通过主人公表现了对亡妻的追思和对真爱的企盼，在稍后的《湖上的悲剧》中同样以残酷的结局诉说了婚姻的不幸福，尤其把女主人公素萍的名字改为白薇，让我们隐约体会到他对曾经的女友白薇热忱爱慕的追悔和易漱瑜对他事业和情感上的支持。对爱情的无奈迫使田汉在婚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她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而田汉的才华恰巧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在频繁的信件交往中两人建立了不一般的感情关系。直到1929年新年之后，田汉与黄大琳友好分手。1927年《南归》可以说是田汉和林维中爱情的见证，剧本以南国社演员身世为原型底本，写男主人公回到南方，寻找自己心爱的春姑娘，不料春姑娘已被母亲许配给同村少年明，但春姑娘并不爱明，于是便抛下明追随男主人公而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田汉本人的情感体验，既有失去爱情的苦闷与无奈，也有拥有爱情的缠绵和眷恋。

　　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安娥这位“红色女郎”进入了田汉的视野，和林维中不同，安娥不但照顾田汉的生活，还影响田汉的事业和思想，她带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使田汉汲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也使田汉产生了新的创作意识和领悟。这不仅使田汉突破了过往“婚姻家庭”题材的局限，而且使田汉向社会题材倾斜、向左翼文学靠拢。安娥和田汉志同道合，促使田汉创作了《江村小景》《孙中山之死》《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等现实主义剧作。“与安娥相爱，使他靠近了党的领导。这无疑是田汉‘转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安娥的影响下，很大程度上促使田汉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检讨自己戏剧创作和戏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表示向无产阶级转向”。（闵建国：《田汉的婚恋对其戏剧创作“转向”前后的影响》）1930年，林维中回到上海（1946年3月，林维中无奈与田汉协议离婚），已有孕在身的安娥愤然离开。在根据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复活》改编的剧本中，田汉通过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自责、愧疚，渴望得以女主人公的谅解与宽恕。这不但表现了安娥的离去带来的精神创伤，也蕴浸着内心深处的苦痛与煎熬。1937年，田汉与安娥一次偶然的相遇，使有共同理想和情感基础的二人历经情感的折磨最终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