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端坐书桌旁要写这篇文章时，无尽的思念涌上心头，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与宋木文同志交往的许多画面，其中有三件事情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一同参加莫斯科少儿国际书展

　　晚上在宾馆，王涛同志叫我们过去，说木文同志请我们喝酒，过去一看，宋木文同志屋里茶几上，摆了一瓶泸州老窖，还有一包五香花生米。几十年过去，我们一同去列宁格勒的行程及活动，我已记不确切，但是木文同志同我们一起躲雨以及他邀我们去喝酒这个情节，嵌入脑海，始终记得很清楚。

　　我第一次和宋木文同志接触是1989年秋天，我和新华书店总店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周昌喜、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刘板盛处长、原新闻出版署发行司的魏红同志等五人参加莫斯科少儿国际书展，昌喜同志是团长，我们几位是团员。恰巧宋木文同志和当时他的秘书王涛同志（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俄文翻译白以素女士等几位是中国出版高层访问团，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团，但我们是同机抵达莫斯科，住在同一个宾馆，于是就有了和木文同志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已经出现了解体前衰退的种种迹象，政府各个机构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当时接待我们的是苏联出版委员会，秋天的莫斯科天气已经转冷，我们下飞机的时候见到苏联出版委员会的一位中年妇女面含微笑，身着长裙，手持一束鲜花，站在秋风瑟瑟的机场水泥地跑道旁。来接机的这位苏联妇女和她手持的这束鲜花，给我们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之后，一提及苏联，就会想到当时伫立在机场跑道前，这位苏联妇女手持的鲜花和她友善的笑脸。

　　说起来也很不凑巧，我们一行刚下飞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让我们和接机的这位苏联出版委员会的女士都始料不及，大家顾不上礼仪，来不及寒暄便径直向离机场跑道最近的一栋楼房跑去，宋木文同志和我们一行都躲在楼房的屋檐下避雨。接我们的车迟迟没到，那位接机的女士歉疚而又急促地打着电话，我们这一行人西服革履，真有些狼狈。莫斯科秋天的雨很大，密集的雨点夹着一阵阵的风，打在身上时啪啪作响。木文同志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和大家说说笑笑，他的略带东北味的朗朗声音和真挚的笑容感染了大家，白以素女士翻译，大家和接站的苏联出版委员会的女士开着友好的玩笑，顿时屋檐下欢乐了起来，我们似乎也忘了与木文同志职务的差距，雨声笑声交织在一起，不觉中，苏联出版委员会接机的车也到了。

　　此次出行我们还共同去了圣彼得堡，就是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我们住的宾馆名称当时就叫列宁格勒宾馆，当时的列宁格勒商店里物质非常匮乏，购买什么东西都要有列宁格勒身份证，而接待我们的苏联出版委员会的同志只有莫斯科的身份证。除了很便宜的面包、牛奶，其他的东西很稀缺，接待我们的苏联同志虽然很热情，但是都比国内差了很多。晚上在宾馆，王涛同志叫我们过去，说木文同志请我们喝酒，过去一看，宋木文同志屋里茶几上，摆了一瓶泸州老窖，还有一包五香花生米。几十年过去，我们一同去列宁格勒的行程及活动，我已记不确切，但是木文同志同我们一起躲雨以及他邀我们去喝酒这个情节，嵌入脑海，始终记得很清楚。后来和木文同志接触很多，也经常聊这聊那，我曾向木文同志提及当年这些情景，他却说记不清楚了。

　　因我和木文同志在职务上的差距，我在机关工作中直接与他交往的机会并不多，虽如此，但他坦率、真诚，从不摆架子，坚持党性原则，处理重大问题旗帜鲜明，爱护干部、关心干部，给我们当时这一批公务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木文同志退下来以后，仍然关注他热爱的出版事业，他从不以出版领导者自居，而是更喜欢用老出版工作者来给自己定位，用笔把自己亲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思考客观翔实地写下来。除去《宋木文文集》是他在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写的《亲历出版30年》《八十后出版文存》以及生前最后一部《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都是他亲自翻阅大量出版文献，查阅出版档案，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写出来的。这对于80多岁的老人，是需要有极大的热忱和毅力的。木文同志书中的每篇文章我都读过，获益良多，也深感在书中贯穿着他毕生秉持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过多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