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屠杀的亲历者，犹太人的身份是他一生无法抹除的烙印，更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源起。

　　2017年1月9日，波兰裔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英国逝世，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无疑又是一颗巨星的陨落。

　　与理论界的其他大咖不同，鲍曼的思想始终坚持着与时代的同步，终其一生，留下很多思考现代文明的作品。到了耄耋之年，他都保持着高效的出书速度，对这个日渐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不断地提出崭新的论断和预言。从各个时间点来看，鲍曼的理论是不断推进的：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到《工作、消费、新穷人》，再到《流动的现代性》……他的体系几经改立，走向的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更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深深关切。

　　理性也可成为人性的杀手

　　齐格蒙特·鲍曼在国内被读者熟悉，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的作品《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率先将现代性和纳粹种族主义大屠杀联系起来的作品，揭开了现代性的另一幅面孔，也让全世界见识到了鲍曼对现代性叛逆的“宣战”。作为大屠杀的亲历者，犹太人的身份是他一生无法抹除的烙印，更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源起。

　　在鲍曼妻子雅尼娜的自传《渴望归属》中，我们可以偷窥到他极具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作为犹太人，二战爆发时与死亡擦身而过；作为军人，亲历过盟军进攻柏林的战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最终脱党又被驱逐。他的一生屡次踏上逃亡的路途，这样的经历在他的理论中得以突出显现。换言之，当其他的理论大师们在谈笑风生中构建现代社会的理论蓝图时，鲍曼早已经将他的人生经历融入了对现代社会学的直观反思。

　　早期的鲍曼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而《现代性与大屠杀》标志着他理论的第一次转型。在这次尝试中，齐格蒙特·鲍曼没有选择以往关于大屠杀的论调，另辟蹊径地从现代官僚体系的理性化角度，重新阐释了大屠杀的实质。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现代化理性产物的官僚制，大屠杀不可能这么有步骤实施。他断定，现代制度中的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性的杀手。鲍曼的结论开始从理性向人性倾斜，他阐述了一个现代性的潜在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种族主义大屠杀就是这座活火山的一次爆发。这种潜能排斥人的道德性，将一切理性化，淡化善恶、是非、美丑，最终人类将机械地走向自取灭亡之路的无底深渊。大屠杀是鲍曼展开对现代性反思的开始，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全面依赖理性进行规划的末路上，全面机械化、理性化的现代文明不再是呵护人性，服务人类，而是一种对人性的侮辱。“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鲍曼将大屠杀的罪恶归咎于现代性，直接抵达了现代理性制度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