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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广空间
2015年11月16日 09:16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崔志远的新著《中国地缘文化诗学》 (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的双重拓展。

关键词:文学研究;地域;诗学;邓友梅;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

  崔志远的新著《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的双重拓展。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转而用之,在文学批评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特别推重《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说起来,新时期以来的30余年,地域文学创作的实绩,可以说是最为显赫的,对其研究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但是,就我所见所闻,大都是就事论事式的,其着眼点俱在于作家作品研究,理论的探索成就有限。《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可以说是构建地域文学研究理论的极为认真而且成果颇丰的一次实践。从事当代文学批评,需要灵气感悟,也需要理论支撑。灵气无法教化,强调理论背景,尚有可行之处。惜乎当下的年轻学子,被各种实用的功利性需要所左右,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间有限,读理论书籍更是不尽人意。而《中国地缘文化诗学》则在理论素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显示出了非常的功力,举凡人文地理学、精神分析学、城市地标理论、爱情心理学等,皆有所涉猎,取材广博。譬如说,过去一直以为山西、河北同是一片黄土地,同属于黄河流域,山川阡陌相连,生活习俗相近。在该书中,作者却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从“自行肥效”之有无,“经典黄土”与“再生黄土”的差别,对两者做出不同的界说,并且由此引发出对这两片地域的人文环境的不同阐释,就非常富有启示性。

  注重文化研究和交叉学科的穿透力,使得本书富有了丰厚的理论底蕴。同时,作者又确认,不能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批评,信守住文学研究的底线,理论的追求,也包括了文学理论的采用。作者对于叙事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应用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显示出文学评论家的学养本色,而不是将作家作品视为文化研究的实验材料。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两者间走钢丝,这是至险至难的,但作者不动声色地走过来了,走得潇洒,走得从容。

  本书运用自己建构的“地缘文化诗学”,对新时期地域性作家群落的实证考察,高屋建瓴,气势凌厉,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在进入作家研究的具体阐释之后,更表现出成竹在胸、游刃有余的非凡气度。这不能不叹服作者的文本解读的透彻和理论应用的恰切,两者之间又能精当调谐。本书论及的诸多作家,都是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家,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多矣。要想出新,谈何容易。但是,无论是论及邓友梅,还是王安忆,是刘绍棠,还是贾平凹,作者都有新见新知,夺人眼目。邓友梅的京都系列小说,大都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问世之际,就得到许多好评,研究的“可能性”似乎已经穷尽。但是,具有发现美的眼光者,仍然大有作为。在《邓友梅的京味小说》一章中,作者对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做独到的面面观:“衍生文本”是从叙事学切入,落实在作品所描绘的京城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满汉杂处、雅俗混杂的日常生活风情上。“U形探寻结构”中存在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与“发现”,属于故事脉络走向和情节设置技巧,却也给我们了解艺术的奥秘打开了路径;而且,作者还对“突转”与“发现”不依不饶,刻意要从中发掘出邓友梅的创作特征,揭示出“突转”与“暗渡”的照应和互补:“突转本是一种大幅度的跳跃,是情节链条上的断裂,邓友梅却用暗渡创造出跳跃中的吻接,断裂中的桥梁,使突转突然而不突兀,精警而不生涩。他的暗渡或是动静相生式,或是双线相交式,或是生活细节隐埋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给人的印象是,他用散淡优雅的笔调描绘笔下的世事风云,不卑不亢,从容不迫,舒徐自如。透露出京都文人典丽优雅的贵族气息。”论及邓友梅的京味小说语言,不仅对其北京方言应用做了深度阐释,还进一步地勾摄出作家语言中“化俗为雅”的句式营构,在口语化中融入古典辞赋的铺排和骈偶,这和前面所讲的U型探寻结构中的“突转”与“暗渡”所造成的典丽优雅相呼应,都是对邓氏小说暗寓的贵族气度的见微知著,妙论迭出。当然,京都文化不仅有市井风情和生活艺术,而且有“文化政治”。作者指出,在邓友梅笔下,贵胄破落子弟那五的悲剧喜剧、陶然亭练习健身的“闲人”们的柔与刚、鼻烟壶制作的兴衰、文物鉴定名家“画儿韩”的荣辱,看似驳杂纷呈,其中都隐含了意识形态的意味,它来自京都文化的庙堂意识和政治文化精神。循此生发开去,惟其有庙堂意识,有历史沧桑,才是落难归来的邓友梅心灵深处的关注;惟其有庙堂意识,在行文布局上,才会在不经意间,得到结构和语言的应和,形成其典丽优雅吧。

  再比如,同样是曾经孤独,在作者的精心辨析中,也会有不同的精神指向。贾平凹的孤独,源自人生的磨难,经过庄禅精神的熏染,使其从中发现了静虚之意,残缺之美,而复归于原初浑朴。王安忆的孤独,来自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历史漂泊,也来自自身的“无根”——生于南京而跟随父母移居上海,一方面父母亲的红色身份使他们成为大上海的接管者,一方面上海市民精致的日常生活又对这些入主者的第二代有莫名的诱惑,在享有政治优越感的同时,这些不会讲上海方言的孩子又渴望融入上海本土,从而形成王安忆作品中时隐时现的认同焦虑。本书在解析“洋场文化”时,犀利地指出,在《长恨歌》中,由“兰心”、“好莱坞”、“老克腊”等折射出来的“洋场心态”,追忆或者想象“过去的好时光”,不仅是王安忆作品中的当代人物的陈旧梦想,可能也潜藏着作家自己的心灵焦虑吧。在这里,“洋场文化”是个中性词,兼有正负两面。对“洋场文化”的分析,也许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既有确凿史料,又有理论高度,既能出人意料地揭示出“洋场文化”的迷人和优越之处,也能在一片大上海怀旧的浪潮中直陈其弊端,锋芒犀利,警人警世。

  《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从学风上来说,崔志远也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参照。崔志远锲而不舍,念兹在兹,积多年的思考、追求、开掘、深化,而卓有所成,如其自述,本书“是笔者二十年来关于地域文学研究成果的集结,从专著《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到《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再到今天的《中国地缘文化诗学》,由乡土小说门类的研究到一个省区各种文学门类的研究,再到中国文学地域性的整体性思考,正是我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这种历程保证了研究的稳定扎实和切实可行。”这种精神,不也发人深省吗?郑板桥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我们是否还有郑板桥的这种执著和痴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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