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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 ——与石昌渝先生商榷
2014年04月28日 10:46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2期 作者:张培锋 字号

内容摘要:石昌渝先生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1]一文(以下简称“石文”)中,通过对《水浒传》描写的某些人物、器物等的考证,对《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作出新的推断。石文列举了《水浒传》中出现的“土兵”形象,指出《水浒传》中土兵的主要职能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南宋的这种土兵职能本来与《水浒传》所写相当吻合,恰好证明《水浒传》作者熟悉南宋土兵制度。《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当属“平时”的状态,隶属于州县,确实“形同皂隶”,但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必定属于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形,用来判断《水浒传》的创作年代是证据不足的。二、关于交易使用白银石文提出的第二个“内证”是:根据《水浒传》的描写,当时社会商业活动已广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

关键词:水浒传;土兵;腰刀;银子;白银;石文;纸币;货币;使用;创作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An Investigation of Maturity Year of The Water Margins Based on Certain"Internal Evidences"

  ——A Discussion with Mr.Shi Changyu

  ZHANG Pei-feng

  【作者简介】张培锋,男,天津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博士生。

  【内容提要】通过对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提出的几个内证——宋、明土兵制度、银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时间以及子母炮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文献核查和考证,可以发现石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考证均存在史实错误,因而,根据这些“内证”推导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关 键 词】《水浒传》/成书时间/内证

 

  石昌渝先生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1]一文(以下简称“石文”)中,通过对《水浒传》描写的某些人物、器物等的考证,对《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作出新的推断。此前,石昌渝先生还有《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2]一文,涉及对朴刀、腰刀、子母炮等器物的年代考证,两文论点和论据基本相同。石文详尽列举和考证的几个“内证”及其结论分别为:一、《水浒传》所描写土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二、《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1436-1449)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三、《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根据以上所举,石文得出结论:《水浒传》决不可能写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这种从文本入手,通过与其他史料的对比、参印,进而探讨文学作品创作年代的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文章的某些部分也很给人启发。但令人遗憾的是,经笔者查考,石文所列举的以上“内证”,或存在史实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或证据明显不足,根据这些“内证”推断出的“结论”也就很难让人信服。以下,分别就石文涉及到的几个方面作出考辨,希望得到石先生和有关专家的指正。

  一、关于宋、元、明三代的“土兵”

  石文列举了《水浒传》中出现的“土兵”形象,指出《水浒传》中土兵的主要职能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同时,“有些还要承担都头的勤务,其角色又类似皂隶仆役”,主要证据就是小说第二十四回武松身边早晚都有土兵侍候,还要叫土兵到家来听从使唤。对这些情节的列举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情状能否证明《水浒传》中的土兵一定就是“正德以后”才会有?

  石文在论证这一问题时,主要依据《宋史》“兵志”中关于“土兵”的记载,指出“土兵最初只是西北沿边和广南两路设置,目的是抵御外敌。”“土兵在实际上被朝廷当作战斗部队使用。因此他的编制和人员补给,地方军事长官不能擅自变更和决定,必须由中央控制。”“南宋的土兵仍是战斗部队,驻扎在营寨之内,与正兵统归军事长官指挥。禁军、厢军、土兵均有被‘私役’的现象,但不是《水浒传》所写的形同皂隶的情况”等等。总之,石文认为:两宋“土兵”的职能是“战斗部队”,《水浒传》描写的那种“形同皂隶”和被“私役”的情况只能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后。

  笔者以为,《水浒传》所记土兵的主要职能确实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至于其中的某些人被其上司“私役”,则只能算是特例,在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的。正如石文指出的:南宋时,朝廷将土兵制度普及到全国各路州,各州都有土兵,石文并且正确指出:“建炎三年的诏文将土兵与正兵并列,正兵当指禁军和厢军,其土兵之制仍沿袭北宋,只是从边境地区推广至内地,仍是一支战斗部队,还要担当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军务。土兵和禁军,在地方均为巡检司管辖,并听州县令节制。”还有一条被石文忽视的重要史料:《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宋高宗建炎二年乙未诏:“诸路禁兵隶帅府,土兵射士隶提刑司”[3]2687页。这说明,自南宋起,土兵之隶属即归提刑司,而宋代提刑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刑狱和治安防务。南宋的这种土兵职能本来与《水浒传》所写相当吻合,恰好证明《水浒传》作者熟悉南宋土兵制度。但不知为什么,石文却据此得出《水浒传》所写土兵不可能是宋代土兵而是明代中期以后土兵的结论来,令人费解。

  土兵是否被“私役”,是石文用以区分宋代土兵和明代中期后土兵的一个重要依据。石文举《宋史》“兵志”:“比闻诸路州厢禁军、土军,有司擅私役,妨教阅。帅府其严责守兵勤兵归营,训练精熟,以备点视。”又引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七《按阅弓兵》训令:“土兵、弓手令宪司责巡、尉,常切依时教阅,不得差使窝占”。因“私役”土兵为宋朝法度所不容,所以石文据此得出“《水浒传》作者所写土兵也不是南宋时的土兵”的结论。其实,这些文献记载和训令恰好可以证明:宋代土兵被“私役”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不得不加以禁止,所谓“法禁已然之后”,若无“私役”情况,也就不会有这些法律。且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谓“论史而尽信书者,每据君令官告,不知纸上空文,常乖实政”。[4]211页窃以为,对古代某些法规文献,当从反面着眼,或许可得事实真相,《水浒传》所记不恰恰是宋代土兵被“私役”、“差事窝占”的真实写照吗?

  在发生战争时,土兵确实是被作为“战斗部队”使用的,宋代如此,明代同样如此。如《明史》卷一百五十九:“正统初,廷臣交荐,擢御史,巡按贵州。官军征麓川,岁取土兵二千为乡导,战失利,辄杀以冒功。”[5]4334页卷一百六十六:“四年大发兵讨安南,诏观画方略,转粟二十万石饷军。已,复命偕大理卿陈洽选土兵三万会太平,仍令观侦安南贼中动静。”[5]4481页卷一百七十四:“鲁鉴,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巩卜失加,明初率部落归附,太祖授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传子失加,累官庄浪卫指挥同知。正统末,鉴嗣父职。久之,擢署都指挥佥事。成化四年,固原满四反,鉴以土兵千人从征。”[5]4643页卷三百一七:“正统四年,莫祯奏: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5]8209页石文只知引《明史》“兵志”证明“成化初年仿宋朝在边郡恢复土兵”,但根据上述资料,明正统年间即已用土兵,且就包括“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的保安职能。石文还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条记载,作为明朝“正德年间土兵已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此后的土兵‘竟列舆皂之中,捕拿民犯’,已毫无野战攻防的军事价值”的铁证,其实这是单文孤证,且误解了沈文。沈文明说“各边将领,又专倚家丁为锋锐,并土兵亦久不讲矣”,是说家丁家奴代替了土兵,并非是土兵职能的变异。又,《明史》卷三百十:“崇祯十二年,容美宣抚田元疏言:‘六月间,谷贼复叛,抚治两臣调用土兵。臣即捐行粮战马,立遣土兵七千,令副长官陈一圣等将之前行。’”[5]7991页崇祯年间,当国家有战事时,照样可以调集土兵参战,怎么能说明代正德后的的土兵“已毫无野战攻防的军事价值”呢?

  笔者以为,根据上述史料,土兵的职能可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前者自然可作“战斗部队”使用,后者则形同皂隶,也是可能的。在宋代,土兵就有“各护乡土”的职能[6]9574页,且宋代的土兵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有兴废调整。《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载贾昌朝上疏:“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类,土兵遗法也。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数为贼破,存者无几。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已召近臣详定法制,每乡为军。其材能绝类者,籍其姓名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奉,多就黥涅为营兵。宜优复田畴,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可以减屯戍、省供馈矣。内地州县,增置弓手,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6]9616页在此,强壮、弓箭手、土兵等属于同类,其职能与乡军同,怎能说宋代土兵一定都是用作“战斗部队”呢?

  石文在谈到元代土兵时,用“元代废除土兵制度”一语一带而过,既过于武断,也不知根据何在。《元史》“兵志”固然没有提到土兵,但这并不证明元代没有土兵。翻检《元史》,“土兵”一词时常出现。略举数例:《元史》卷十七:“辛亥,河西务水,给米赈饥民。江北河南省既立,诏江北诸城悉隶其省。诏汉阳隶湖广省。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诏许之。”[6]364页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人心既安,军势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不戳一人。他寨闻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弗扰。”[7]3942页卷一百四十更有“议立土兵元帅府,轮番耕战”[7]3369页的记载。这里,土兵既有国家征集的,也有民间自行组织的,可谓形态多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宋至明一直有土兵,但形态多样,更替复杂,且“战时”和“平时”的职能有所区别。《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当属“平时”的状态,隶属于州县,确实“形同皂隶”,但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必定属于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形,用来判断《水浒传》的创作年代是证据不足的。

  二、关于交易使用白银

  石文提出的第二个“内证”是:根据《水浒传》的描写,当时社会商业活动已广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而在中国历史上,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因此《水浒传》不可能创作于明前期。应该说,这是石文全文所犯的最大错误,既违背史实,也忽视了《水浒传》中的诸多细节描写。试辩证如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说“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属于常识性错误,本文仅引用俞沛铭先生《货币史话》一书来说明。《货币史话》明确指出:“宋代曾铸造大量的金银钱,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朝代。”[8]139页“金人一向是用白银当作货币来流通的。近年在内蒙古的墓葬中出土一枚砝码形的银锭,重约三百五十四公分,约合当时十两。”[8]143页总之,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和铜钱、纸币同时流通使用。元代以后,白银更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虽然元、明两朝初期都曾经明令民间交易禁止使用白银,而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白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尺度。民间借贷、劳务报酬、物价的表示、日常贸易大都用银,小额的买卖才用铜钱。到后来,政府非但不再禁止,而且本身收税、发放兵饷、官俸也都用银。另外,石文中提到的纸币,也是在宋代就广泛使用了:“真正的纸币到宋代才出现,并得到推行。这是宋代币制的最大特点,虽然民间交易仍是以铸币为主。”[8]138页

  石文根据《明史》“食货志”的一条记载:“嘉靖四年(1525),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便得出结论:嘉靖初年铜钱也阻滞难行,市场交易“益专用银矣”,接着就“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水浒传》中人们交易普遍用银子,这只能是嘉靖以后的事情。真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其实,《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只能说明明代币制的某种演变情况,而丝毫不能说明宋、元两代的情况,且与《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并无必然关系。根据上述错误的史实判断,石文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水浒传》中用碎银子付酒帐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宋代。”由于石文的结论是要论证《水浒传》创作于嘉靖初年,这里,我们只要辩析一下嘉靖前是否可以“用碎银子付酒帐”,石文的结论即不攻自破。姑举元曲数例,可以充分证明元朝人交易时普遍使用银子: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楔子:“蕊娘,这是我至交的朋友,与你两锭银子,拿去你那母亲做茶钱,休得怠慢了秀才者!”[9]141页第三折:“我与你两锭银子,将的去卧番羊,窨下酒,做个筵席。”[9]157页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楔子:“(鲁斋郎云)你是个小百姓,我怎么肯亏你?与我整理的好,着银子与你买酒吃。”[9]467页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楔子:“我这里有些零碎银子,与你做盘缠去。”[9]2675页高文秀《须贾大夫谇范叔》第二折:“你穿了这衣服,还有五两碎银子,与你将息去。我如今开了后角门,放你出去。”[9]1026页这些剧本里,既提到了银子用“锭”,又写到了“碎银子”,既可以用来买酒吃,又可以做茶钱、做盘缠,且关、杨、高诸剧的创作年代不存在问题。这已足够证明:石文所谓“《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为适应商品零售小额交易,遂广泛使用‘碎银子’,这‘碎银子’乃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形态标志,它说明白银已经完全货币化了。这种情形的出现,最早也早不过弘治正德年间,据《明史》,它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

  (2)石文断言《水浒传》中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这也是武断。固然,《水浒传》中没有“纸币”这个现代名词,但古代“纸币”的专用名词“钞”字是多次出现的,“钞”不是纸币又是什么呢?且看《水浒传》第七回:“次日,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买了十瓶酒,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请鲁智深居中坐了。两边一带坐定那三二十泼皮饮酒。智深道:‘甚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第十二回:“杨志寻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从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无措,只得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第二十四回:“等我买得东西来,摆在桌上时,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儿,难得这位官人坏钞。’”诚如石文中提到的:钞票“久用而缺损难以换新,始终是困扰明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当然不只是困扰明代经济生活的问题,任何朝代都可能有。《水浒传》中“坏钞”一语,略同于今日所谓“破费”,很形象。以上三例,至少可以说明:《水浒传》中并非只是使用银子交易,也使用纸币和铜钱。这种状况恰好就是《货币史话》一书中所谓“几种货币平行的时期”即南宋、金、元时期的真实写照。

  三、关于“腰刀”和“子母炮”

  石文提出的第三个“内证”是小说中出现的两种兵器“腰刀”和“子母炮”,认为这两种兵器都是明朝中期后才出现的。这个结论同样存在史料不足以支撑论点的问题,这里也略作辩证。

  (1)腰刀。石文以下这段论述逻辑上实在让人费解:

  腰刀不是元代而是明代的产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出现在明代的何时呢?成化十四年(1478)辽东都司经历司奏呈《成化十三年以后辽东开原虏寇节次侵掠防御各官提问拟律事》述及成化十三年(1477)九月二十一日在深湖河古城北与“达贼”的战斗中,“小旗李源斩获首级一颗,得获弓箭腰刀等件”,此件辑录在朝鲜《吏文》一书中,后来朝鲜李朝折冲将军义兴卫副护军崔世珍于嘉靖十八年(1539)对《吏文》进行修订并加注解训释,崔世珍在此文“腰刀”下注曰:“腰刀,即环刀也。”可见在嘉靖十八年(1539),朝鲜一般人还只知环刀而不知腰刀。朝鲜与中国仅鸭绿江之隔,朝鲜李朝与明朝往来密切,如果腰刀在中国已经普及,朝鲜人当不会不知。由此推论,腰刀的广泛使用当在成化以后,不为武断吧。

  真的很武断!崔世珍的注文明明是在说:明代的所谓“腰刀”就是元代的“环刀”,本来是一种东西,在石文那里,反倒成了腰刀是在成化以后才“广泛使用”的证据。其实,“腰刀”与“环刀”只是称呼不同,元代早巳普遍使用,怎么会有石文所谓“戚继光视腰刀为先进兵器,用他来装备骑兵和步兵”之说呢!石文的下述推断更是离奇:“戚继光的军事活动主要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的二十多年间,腰刀并不是他的发明,但他把腰刀的形制加以定型和规范,并装备到全军,对腰刀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把戚继光的军事活动时间与《水浒传》中出现“腰刀”的描写联系起来,更是无法由此推断《水浒传》的创作时间,因为它们之间是毫无逻辑联系的。

  诚如石文正确指出的:“腰刀,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系于腰间的刀。诚然,它可胯在腰间,但它是专有名词,指一种特殊形制的短柄刀。”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的名著《蒙古帝国史》一书描述过蒙古人使用“环刀”的情况,书中并给出了“环刀”的发音“ouldou”[10]478页,笔者以为,或许由于蒙古语“环刀”发音与汉语“腰刀”近似,故汉人多称之为“腰刀”。姑且提出,以待详考。元朝人其实也早已使用“腰刀”这个词,如元代无名氏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三折:“不想此人心中狠毒,将我母亲抢去,后又赶过船来,持着腰刀,将俺父亲并兄弟、家童、梅香、梢公,尽行杀死。”[9]7022页足可证明,腰刀绝非什么明代中后期才有的“新式兵器”。

  (2)子母炮。这是石文自认为最有力的一条证据,但我以为在论述上尚有许多矛盾之处无法解释。首先,作者承认:《水浒传》对子母炮的构造、形制和操作过程等等都写得不具体。接着就断言子母炮在文献上又称“佛郎机铳(炮)”,而这种佛郎机铳是明朝中期后才从葡萄牙引进的,能够写到这种炮的人当然就一定要生活在明朝中期之后了。但作者又比较了《水浒传》对子母炮的描写与所谓佛郎机铳的不同,结论是,《水浒传》的“描写又有一些不确之处。比如说‘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就不得要领。看来《水浒传》作者对于子母炮只是道听途说,并未目击实物。”这种推断的逻辑也很奇怪,既要坐实《水浒传》中的“子母炮”就是“佛郎机铳”,以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明,又要否认作者真正看见过这种炮,因此才描写失实。其实,显然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水浒传》的作者在此完全是一种虚构,是“说书人的鼓噪”,也未尝不可。要知道,《水浒传》毕竟是一部小说呀!况且,仅仅根据“子母炮”与“佛郎机铳”的类似就断言它们是一种东西,也是证据不足的。笔者以为,《水浒传》所写“子母炮”固然有些依据,比如明初人焦玉所著《火龙神器阵法》一书,记载了当时火炮、火箭由单发发展到多发的状况。“如百子连珠炮,一次可以装铅弹一百枚,八面旋转连续发射,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一次可以发射九支箭矢,四十九矢飞廉箭则可以同时发射49支箭簇,矢傅毒药,见血封喉,立时而毙,大大增加了杀伤力。”[11]第十章第二节拿来比较《水浒传》中轰天雷凌振的武器似乎更相像一些。《水浒传》的作者很可能看到过这部书。

  又,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曾指出:“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腕口铜铳、手把铜铳、佛朗机等品。”即使被普遍认为起源于嘉靖年间的“鸟枪”,据赵翼考证明初时也已经有,但人们不知,文献罕载,赵翼认为这是因为“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12]630页赵翼的说法不无道理,盖明朝中前期,基本上天下太平,这些武器即使有也藏之府库;嘉靖年间,由于外患频起,武器有了用武之地,开发较多,故后人多以为这些武器来自于那个年代。也就是说,果如石文所言《水浒传》中“子母炮”就是“佛郎机铳”,也不能证明它一定产生于正德末,因而将这一条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据,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石昌渝先生文章所列举的几条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证据,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来,土兵、白银、腰刀、子母炮等与《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既然石先生将其与考证《水浒传》创作年代这样一个大问题联系起来,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的考辨也只是根据所见资料,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石先生商榷,可能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错误,希望得到石先生和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石昌瑜.《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5).

  [2] 石昌瑜.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J].文学遗产(北京),1999,(2).

  [3] 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4] 钱钟书.管锥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 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古代经济专题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全元曲[E].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0] 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 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12] 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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