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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2014年06月06日 14:16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02期 作者:施威/王思明 字号

内容摘要:二、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实践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变动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注定了中国要跨入近代科技时代,从而赋予晚明学人沉重的历史使命。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推崇,凸现出晚明学人将西学作为批判传统心性理学、推进实学发展的强大武器,同时也展示了中国近代科技幼芽萌发的动向。 2.实现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启蒙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并不是对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和启蒙的结果。1607年《几何原本》的刊印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它打破了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闭文化圈层,应视为晚明科学革命发生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21]万国鼎.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和对农业的贡献[M]//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3:17.

关键词:徐光启;学人;中国;西学;Ming;Dynasty;late;Ming;数学;启蒙;批判;理学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Scholar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late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施威(1976-),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人文学院2004级博士生。

  王思明(196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5

  【内容提要】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关 键 词】晚明/科学思想/科学启蒙

 

  一、晚明学人科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1.晚明的时代背景

  “晚明”系指嘉靖至明末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并出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经济方面,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民既厌农,天下趋商”[1];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全国市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每以四方计之,盖不下数十万户”[2],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商品经济的繁荣,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刺激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向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万历以来,多重矛盾交织使整个社会处于深重危机之中:政治腐败没落;土地兼并的加剧激化了社会矛盾,经济日益凋敝;满族觊觑关内,边警迭起。东林学者敏锐地指出:“臣观天下事势岌岌矣”。[3]张居正、戚继光等人试图补缀这一千疮百孔的封建政治制度,但均以失败告终。

  在这令人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纷纷以“清流”自居,“大隐居朝,逃禅出世”。[4]但徐光启等一批士人崇尚经世实学,向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风。

  2.晚明的社会思潮

  晚明是思想家自觉对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时代。儒学演变到宋明时期,内圣逐渐成为主导的价值目标,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心性之学的形态。明中叶又兴起王阳明的心学,理学末流渐趋“空谈心性”一途。冲破理学的思想禁锢不仅是走出中世纪的社会要求,而且已变成一种社会行动。一批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李蛰、颜山农、杨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先后举起批判宋明理学的旗帜,传统儒学开始向近代思想转型。这种早期启蒙思潮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在回归原始儒学的形式下,价值重心开始由内圣向外王倾斜,广义的经世事功逐渐成为晚明普遍的价值尺度。二是提出一些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题,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贵贱平等。这些学说和精神突出了“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5],引起众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鸣。

  与传统儒学的转型相呼应,逐渐产生了封建体制内部革新派与新兴市民阶层两股社会力量会合而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一部分士大夫在批判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均在探究之列”。[6]这种新学风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为西学东渐进而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科技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历史土壤。

  3.晚明的西学东渐

  没有西学的广泛传播和对中学学科意义上的渗透,中国学术要完成近代化转型就无从谈起。晚明实学的“致用”、“务实”特征在方法论上与西学恰好相契合和接轨,从而提供了中西学沟通的现实基点。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自此以后,西方来华“学术传教”者有名可查者即达65人之多。[7]

  徐光启等人极端重视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8]的口号。当时徐光启一派之学者,尚有李之藻、周子愚、冯应京、翟式耜等数十人。他们准备用十年时间对“有益世用”的图书“渐次广译”,试图以“西学”来开启民智,纠中国学术之弊。利玛窦等人输入的主要是希腊科学,与近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尚有差距,但对于缺乏公理化、系统化、符号化科学体系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它确实颇有吸引力,而且影响不可谓不深远”[9]31。

  西学东渐与实学思潮在特有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下走上了合流,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自先秦以来几乎一成不变的传统学术格局得以迅速转变。

  二、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实践

  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变动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注定了中国要跨入近代科技时代,从而赋予晚明学人沉重的历史使命。以徐光启为中心的“历算派”①学人群体既努力融会中西方的科学传统,又从价值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这就使他们的科学、思想成就达到划时代的新高度。

  1.演绎逻辑的科学思维方法

  建立和倡导演绎逻辑的科学思维方法,是晚明学人的巨大哲学贡献。这样一种自觉地要求使一切科学数学化、实证化的努力,深化了工具理性的内涵,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的“思维革命”。

  徐光启、李天经、王徵等都指出,西方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由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来探讨自然界的规律,这种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方法是西方科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李之藻强调,形式逻辑“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实义”。科学必须采用数学的普遍语言,数学对科学的关系乃是一种“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关系。[10]中国古代数学由于忽略了内在原理即“义”的探究,导致中国古代许多与数学有关的科学不能揭示出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和确然不易之理。“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

  晚明学人把几何学看作是能够为科学提供基础、标准和典范的方法,试图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从科学方法论层次来救偏理学“虚玄幻妄之说”的倾向,并将其喻为“金针”,无疑表现了某种科学的自觉。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出于同样的动机,李之藻和傅泛际翻译了《明理探》。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书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具”。李天经把《名理探》比作太阳,“众学赖之以归真实,此其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杰生认为,没有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中国学者就会推迟对西方逻辑学的接触和了解。[11]

  这种因数以明理的观念,在晚明一代学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同文算指》、《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测量法义》等一大批著作因此相继出版,以期“改变全体中国人的中世纪思维方法”。[12]《几何原本》和《明理探》的出版,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系统——演绎逻辑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推崇,凸现出晚明学人将西学作为批判传统心性理学、推进实学发展的强大武器,同时也展示了中国近代科技幼芽萌发的动向。西学传播的态势由此形成。

  2.注重实证的科学实验方法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13]科学实验的兴起,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另一个必要途径。伽利略说:“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单独的实验或与此相反的确证,都是以推翻这些理由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论据。”[14]徐光启在批判风土限制论时所谓“试为之,无事空言抵捍也”,就是要通过实验来推翻谬论,这比空洞的说教更为有力。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但仅有观察而来的数据仍然不够,还需对数据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15]晚明学人在系统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思维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四个步骤:观测和实验,详尽记录、广泛地搜集材料;综合和分析所搜集的材料,推出自然规律;从所发现的自然规律追踪过去的情势来预告未来的变化;从所推得的未来趋势谋求利用、改造或制定防御措施。[16]

  从研究方法上看,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运用了培根所强调的归纳法,从中找出自然规律;同时又运用笛卡儿所强调的演绎法,把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作为公理,逐步进行推理,从中引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结论来。对此,晚明学人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说明:“革者,东西南北,岁月日时,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17]这一“革”与“故”的理论被看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论,其进步意义在于把简单的经验事实或数据提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注重归纳、演绎的实验方法的精神,从而摸索到近代科学的边缘。

  3.“今胜于古”的科学进步观

  中世纪之后,整个世界日益密切地联为一体,已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停留在传统阶段,或永远保持闭关孤立而与外部世界绝缘。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晚明学人的思想是先进的、开放的。他们试图建立新的科学进步观,引导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门槛。

  在近代观念的冲击下,晚明学人的思想方法不再是死抱僵化的先验观念不放,而是代之以必须服从“遇有少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这样一种要求不断精密化的科学方法。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晚明学人对传统科学一系列颠覆性的批判。晚明学人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术数”的神秘主义。他们倡导地圆、地动学说,认为“周髀盖天之学”是“千古大愚也”,并将第谷宇宙模型作为《崇祯历书》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天圆地方”之说,冲击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见。徐光启批评《元史》把历法的差误归咎于天行本身失常,甚至列举“日度失行者十事”的做法是“谬之甚也!”

  朱载熔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就不单单是一个音乐律制更替合理与否的问题。就如整个社会思想堤防的一个缺口,各种钦定、传统认可的理论和观念重新被一一审视。

  疑古、反传统成为晚明学人科学思想的特征之一,并充分体现在晚明学人“今胜于古、后胜于前”的科学进步观中。“数百年后见有违离,推明其故,因而测天改宪,此所谓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胜于今者也。”[8]377他们明确指出:今人比古人高明,因此没有理由迷信古人;今人积累了古人的经验,能够比他们看得更高更远。“为时愈久,此必然之势也”。“即能其一,进之其十,何难?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难?”这一号召着新时代到来的观点,具有典型的近代意义。

  4.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

  传统社会将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如李之藻所说,“士占一经,耻握从衡之蒜,才高七步,不娴律度之宗;无论河渠历象,显忒其方,寻思吏治民生,阴受其蔽”。[18]利玛窦就曾发问:“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馑,国计亦拙焉者何也?”主要还是科学技术不发达。

  晚明学人“厌倦了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7]20,热烈赞扬西学的务实精神。进而在认识上为晚明思想跳出道德话语的束缚,承认科学技术的价值作出了理论说明。“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人的道德精神与伦理行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而物质生活的提供恰是科学技术的任务。“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因小识大,智者视之,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至此,儒学理性的领域已由德性之知扩及广义的科学知识。科学的含义则由具体的“器”和“技”上升为“道”,开始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在新的实学价值取向下,科学技术被作为经世之学而接纳。晚明学人迫切希望能借助于“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进火炮抵御后金当是首要事务,《火攻挈要》得以刊印,“万历间,论兵器之制作者,无不称引其术”。[19]徐光启译《勾股义》,也是因为“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王徵刊刻《远西奇器图说》时说,“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至急也”。

  晚明学人注意到科技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武备志》、《本草纲目》、《直指算法统宗》等大批实用生产技术书籍刊印发行,“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宋应星认为,自然界蕴藏着人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天覆地载,物数号万。”“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20]

  他们将引入的西方科学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徐光启于1629年上疏呈明“度数旁通十事”,意在通过科学的途径去实现“富国”、“足民”的社会理想。他还想把历局扩大为类似今日的科学院,分门别类钻研各项科学。[21]这是晚明学人站在时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设一个科学系统的计划和目标,值得大书特书。

  晚明学人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宋明理学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思潮。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就其本质而言是进步的“市民”世界观。他们不但有其梦想的社会图景,更有社会必变的自觉。

  三、晚明学人科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1.造就晚明科学事业的辉煌成果

  晚明时期,中国古代科技峰回路转,是自宋代以来的又一个鼎盛时期。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为传统科学技术的考察、总结及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成就甚至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如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等相比。

  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22]当时的代表成就如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靖《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峻《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晚明时期,正值中国古典科学的总结时期,这给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科学成果的集中呈现,与“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科研方法、思维方式创新不无关系。实证性与逻辑的严密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逐渐渗透到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许多科学家“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已开始自觉注意考察、分类、实验和数据处理,他们的成果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22]8

  2.实现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启蒙

  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并不是对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和启蒙的结果。

  晚明学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策略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启蒙打开了通道。西方科学第一次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仅天文、数学等科技图籍就有62种之多。[23]

  晚明西学东渐,使得明清之际学界空气发生明显转变,中国学者对经世致用之学普遍发生了兴趣,以至蔚然成风。1582至1687年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多达887部,参与人数138人。[24]“科学方法”也因此得以确立,后世科学家多把晚明学人揭橥的思维方法纳入自己的视野,清代的考据方法即是其运思倾向的结果。它在当时鼓吹主观冥想的思想界中引入了客观的科学精神,科学在中国得以奠基。

  1607年《几何原本》的刊印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它打破了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闭文化圈层,应视为晚明科学革命发生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崇祯历书》则是对传统天文学体系的革命。中国传统科学的两大主流学科由此改变了面貌。尽管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科学革命是软弱的,渐进的,甚至有时要倒退几步,但自此以后,新科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这种融合进行地很慢,可是已不易分辨出中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作贡献的特殊风格了”。[25]

  李约瑟在评价耶稣会士在华科学活动时,认为在文化交流史上,没有一件足以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相比,因为从那以后,世界性的科学与中国科学已不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了。这一交流是人类不同的两大文明之间联系的最高典范,永垂不朽。[26]

  晚明科学启蒙是孕育近代文化的胚胎,它提供了近代文化成长的潜在养料,乃至搅动了社会底层的平民阶级,成为近代思想家的思想根源。梁启超谈到清末思潮时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7]136

  结束语

  虽然晚明时期中国科学家还被排摈在近代科学主流之外,徐光启等人仍然独立地摸索到了近代科学的边缘。他们开创了新的学术境界,树立了新的理想,给后来的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晚明学人的启蒙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先进阶级的要求。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文史哲经、政治和科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且是按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现出的对新世界的要求。

  晚明的科学启蒙没有像西方近代启蒙思潮那样,能密切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现实的发展,从封建神学的藩篱下脱身出来,充分发展,产生出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进而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这无疑是一种“壮志未酬”的历史遗憾。尽管如此,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的意义。

 

  ① 赵敦华在《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中将明清实学流派分为三类,即启蒙派、历算派和考据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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