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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
2014年07月21日 16:38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4期 作者:欧阳友权 字号

内容摘要:【关键词】网络写作/主体间性/生成方式互联网上的写作需要“以机换笔”,用键盘、鼠标来打造“指头上的文学乾坤”和“空中的文字幽灵”,并在这个过程中沿用许多传统的文学技巧和创作手法。但我们以主体间性的视角面对网络写作时,还是可以发现这两种写作的同中之异,看出网络写作如何基于纸笔书写的技艺智慧和学缘谱系而在网际语境中突破限定的文学边界,创造“运纸如飞”的文学神话的。一、主体性与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任何一种文学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的介入,都是一种主体性活动,网络写作也无以回避主体性命题。网络文学文本的实时共享与视窗延异性进一步规约和强化了这种主体间性,是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互为因果共同筑就了网络写作的主体性艺术美学。

关键词:文本;写作;叙事;哲学;文化;互联网;网络文学;书写;形成;媒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互联网的平等交互和自由共享使文学的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延伸,网络写作是间性主体在赛博空间里的互文性释放,这是对传统主体性观念的媒介补救。在网络写作中,散点辐射与焦点互动并存构成了主体间性的技术基础,作者分延与主体悬置的共生形成间性主体的出场契机,而视窗递归的延异文本则成就了主体间性的文学表达。

  【关 键 词】网络写作/主体间性/生成方式

 

  互联网上的写作需要“以机换笔”,用键盘、鼠标来打造“指头上的文学乾坤”和“空中的文字幽灵”,并在这个过程中沿用许多传统的文学技巧和创作手法。除了传播载体不同外,时下的多数网络原创作品与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并无二致。但我们以主体间性的视角面对网络写作时,还是可以发现这两种写作的同中之异,看出网络写作如何基于纸笔书写的技艺智慧和学缘谱系而在网际语境中突破限定的文学边界, 创造“运纸如飞”的文学神话的。美国信息传播学家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说:“个人计算机以及它对书写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书写缺陷的补救媒介。”① 这种媒介“补救”就是通过主体间性来实施的。

  一、主体性与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

  任何一种文学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的介入,都是一种主体性活动,网络写作也无以回避主体性命题。不过与传统主体性理念有所不同的是,网络写作不仅是主体在审美关系中的个性化展开,而且是间性主体(intersubjectivity)在赛博空间里的互文性(intertextual)释放。以间性主体在英特网上交往对话,用交互式感性表达来体现主体间性的理念,是网络文学主体性独特的学理形态。

  “主体性”哲学理念的产生是近代启蒙理性的结果,也是西方哲学出现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后,思想界高扬人的理性、标榜人的自主能动性的产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以“主客分立”的姿态开始了本体论向认识论、再向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挪移。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为自然立法”,试图通过对先验范畴的信仰与调解来确定精神活动的主体性。“黑格尔的主体性是在世界中转换自身,以此来体现世界存在的终极目的”②。青年马克思提出“人化自然”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主体性哲学,所以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说:“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他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绝对的目的,不需要功利主义的辩护。”③ 直到现代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的意志高于一切”,都是主体性观念的集中体现。在这种主体性哲学框架内,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主体的个性与能力被强调。这种主体的人,被视为具有某种内在本质,具有自我决断能力和自由独立品格,是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确立者和赋予者。

  主体性对人的理性和价值的充分肯定直接衍生出文艺美学中表现论、反映论和主体性文论。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范畴,在标举文学的人文蕴含、镀亮艺术的人学底色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不过随着“现代性”这柄双刃剑的锋芒毕露,这一概念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也一道彰显出来。伊格尔顿曾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独立的主体占据舞台中心,而后以自我为参照重新解释世界,这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实践来看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主体的唯我论取消了评价这种价值的标准,主体就无从认识客观。一旦世界被主体缩小为恭顺的自我镜像,这个主体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呢?④

  文学主体性的理论缺陷承继了上述主体性哲学的负面因素,即在主客对立二元论基础上,把文学看作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审美表现等。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性哲学局限于艺术认识论将会忽略艺术本体论,文学被当作了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不是人与对象之间相容相生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意义本身。在这个主客分立的状态下,人们无法最终说明“文学把握世界如何可能”以及“主体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

  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展开过“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后来有学者反思这场论争时提出“超越主体性文化建立主体间性文论”的主张,认为“中国现代文论经历了由‘文革’前的客体性(反映论)到新时期的主体性(实践论)的发展阶段,现在应当向主体间性转换,以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⑤ 相对于主体性文论和前此的反映论文论来说,“主体间性”说无疑是文论更新的一大进步,但主体间性是否就意味着“文论的现代性”却是可以讨论的。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主体间性从本体论上确证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平等共存、和谐交流的关系,它将主客二元论的“我—他”关系转换为“我—你”关系,如马丁·布伯所说的“人通过‘你’而成为‘我’”⑥,“我—你”超越“认识的、利用的”关系范畴而构成“相遇”(meeting)关系⑦,从而使主客分立成为主体间本真的共在,成为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和相互依存。作为本体的存在是自由的存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抗争与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世界只有不再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才有可能通过交往、对话消除外在性,被主体把握、与主体和谐相处,从而成为本真的生存。”⑧ 在本真的共在中,世界不是外在的客体,而是另一个自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自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是我与你的交往对话中共在。海德格尔说:

  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⑨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我”而言,“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余数”,“我”只是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的,而是“我”和“他人”的“也此在”或“共同此在”,“他人在其在世界之中的共同此在中来照面”⑩。这种从存在本体上追求“双体(主客)共在”的理念,是对主客分立理论的超越,也是主体间性的哲学本体论注脚。施莱尔马赫和加达默尔的解释学把“解释的循环”看作一种主体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哈贝马斯的“交往合法化”理论将原子式孤立的个体转换为交互主体,巴赫金的“对话”学说,以及克里斯蒂娃基于西方神话母题“双性同体”(androgyny)而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亦可译作“文本间性”)等,表明了20世纪西方思想家扬弃主体性哲学而建立主体间性哲学的不懈努力。

  一般而言,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人的自我意识和语言、文化文本中的存在特性。实际上,无论是以前的客体性,还是后来的主体性,其中都蕴含了一定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潜存于古代、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所有交往中,只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个问题缺少认识,缺少理性自觉。较之古代而言,以纸介为交往方式的现代性文化,个人表达的欲望更为强烈,对自我中心的表现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交往式主体间性。在到了信息社会,交往的界限向全球拓展,交往的方式主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各种传媒,网络就是其中之一。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传媒,大大敞亮了主体间性,这时候的主体间性不仅成为电子传媒时代主体性的主导形态,也成为这个时代主体性的一大标志。网络写作鲜明地体现了主体间性,不过它不是现代性文化的主体间性,而是后现代性话语逻辑的主体间性。(11)

  如果说主体性文论已经造成对传统纸介印刷文学的观念宰制,那么,相对于网络写作来说,在文学所依托的主客二元论及其相互关系都被置换了“E 媒体”背景的情况下,这种学理模式的局限性便成了植学无根的理论缺陷。因为正如梅罗维茨(J. Meyrowitz)在谈及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时所说:电子媒介已经改变了社会交际行为的时空参数,新的信息方式引入了一种新的语言,改变了构成符号交换基础的各种条件,“电子媒介会话取消了语境(contexts),却创造了新的言语情境(speech situations)”,借助它的技术模式,“消除了时空距离的影响,使得异质(heterogeneous)人群的异时(asynchronous)‘聚会’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交谈。(12) 互联网的平等交互和自由共享的特性,使得文学的主体性天然地向主体间性延伸,我们说网络写作的主体性是一种主体间性,网络文学主体是间性主体,正是基于数码电子网络的这一媒介技术特点。

  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体现了这样的文学观念: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认识论的主客分立的“我—他”关系,而是本体论的“我—你”关系;自我与网络交流中他者的关系不是“宣谕—聆听”的关系,而是自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交往—对话”的相遇和互动关系,是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平等共在、和谐共存。网络文学文本的实时共享与视窗延异性进一步规约和强化了这种主体间性,是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互为因果共同筑就了网络写作的主体性艺术美学。

  二、网络主体间性的生成方式

  网络文学的主体是由蛛网覆盖又触角延伸的互联网节点共享技术所形成的主体,是原子式分延又交互性共生的主体,也是主体间共在的意向性主体。这种间性主体源于网络写作特殊的生成方式。

  散点辐射与焦点互动并存,构成间性主体的技术基础。互联网的活动主体是分散在不同的联网计算机终端节点的,但又可以通过在线的交互沟通与对话形成信息聚焦,从而把原子时代“施动→受动”的主体模式,延伸为电子数码时代“施动→施动”(或受动→受动)的间性主体关系,让那张覆盖地球的网络成为“人性化地球的神经”和“全球图像空间”(13)。在网络世界中,网民主体身份的在场确认是撒播的、辐射的,而主体性的出场方式却是向心聚焦、互动并陈的,每一个网络节点的介入都是对主体性的确认和超越,又是间性主体应然的存在方式。链接文本在生成中,每一主体的主体性都是个体的、个性的,而每一主体性的确立又无不是主体间的存在,即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间性主体就是这样形成的。相对于纸介一次性书写,网络写作的不仅是“可读”文本,而且是“可写”文本;这种文本可以是独立完成,还可以是互动书写(如常见的“跟帖”);文本构成方式可以是线性续接(如同章回小说),也可以是超链接设计(hyperlink)(如超文本小说);接受方式可以是“一对一”的传播,但更多地则是“一对多”或“多对多”交流。

  这种散点辐射与焦点互动并存与并进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在传统纸介书写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它只能立足于“网络新时空”人类共处主流的新形态:自由、平等、兼容、共享。互联网是一个无中心的散发性平行构架的网络,TCP/IP协议、 万维网(WWW)、路由选择技术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等网(Peer—To—Peer)、 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城域网(Metropolitan-Area Network )和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天然地形成了民主分权技术模式, 它否定了中央集权式的金字塔权力控制结构,从而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垄断理念截然相反。“以数字为基质的电子媒介和以电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正在我们既有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之外,筑建起一个另类空间——互联网世界,或曰虚拟世界。在这个新型世界中,互联网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决定着它具有不同于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的基本精神,实行着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游戏规则’,并在物质的层面为其新型的精神和准则提供现实可行性的技术保证。自由、平等、兼容和共享,就是互联网世界的基本精神和准则。”(14) 网络写作的主体间性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主体性上的哲学铭写。

  其二,作者分延与主体悬置的共生,形成间性主体的出场契机。作者与文本对应或通过文本来体现作者命意是文学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但这两者在网络写作中均发生了根本改变。罗兰·巴尔特曾宣称“作者死了”。这句解构主体的谶语在网络写作中被验证为“作者悬置”——互联网上的交互写作如联手小说、接龙故事、合作剧本、BBS文本等,其作者往往不再是个我的、固定的,而是多重的、流动的,更有甚者如程序写作、机器做诗等“无人创作”是没有作者(人)的。这样的文学要在隐逸的主体里探询主体性,在多重分延的主体中把握文学主体,它所蕴含的只能是间性的主体性,或曰文学主体的间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谈及“文化言路断裂”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时说:

  “你是谁?”一个墨守传统的人通常回答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今天的人则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我创造自己。”这种身份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认识和身份源泉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和天启神谕,甚至也不是理性。(15)

  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传统、权威、天启神谕命定的他者,这对于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孤独的狂欢”的文学网民来说,不啻是最好的宣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思想界便把信仰的支柱转向人本身。然而,自文艺复兴时期所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理性元话语,在19—20世纪却遭到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哥白尼发现人类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达尔文的进化论表明人不是神造之物,而是猴子变来的;紧接着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意识原来是源于潜意识“里比多”的劣根,使人对理性的信仰轰然坍塌。如果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人类不是上帝子民,理性也不值得信仰,那么人类自信的支点在哪里?文学家便从此有了寻找自我的“补天”情结。这在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艾略特那里表现为揭示与抗争,后现代主义者如库弗(R.Coover)、巴塞尔姆(D. Barthelme)的创作则选择了放弃和超越,而网络写作一方面延续了后现代话语逻辑,通过否定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的层级体制的合法性让认识论中的主体“坠入历史的盲点”,另一方面用个我游戏的方式把历史压缩成一个薄片之后,让失去深度的边缘言说“浮出历史地表”,以平面化和平民化的生活叙事消解昔日虚无寓言的谜底,剥蚀宏大叙事主体头顶那神圣的光环,任凭撒播的感觉在文本中投射主体的碎片,在众声喧哗的虚拟空间里表演间性主体的狂欢。

  马克·波斯特论及“电子书写颠覆印刷文化”问题时曾提出,数字化文本容易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实即主体间性。他说:

  电子书写正颠覆印刷文化。例如在文字处理时,能轻而易举地变成数字化书写,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特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场转移到了无定性语境。而且,数字化很容易造成文本的多重作者性。一个文件可以用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能在该文本上实施操作,结果,无论是在电脑屏幕上抑或打印到纸面上,每个人都将在文本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又都隐藏了所有签名的痕迹。(16)

  多重作者导致作者悬置,主体所指的飘移形成主体能指的虚位,主体间的对话形成的视界融合,解构了主客分立中孤立的原子式个体身份,宝塔式精英话语权的垄断模式的技术消解张扬了言说平权的自由理念,于是,主体间性得以乘虚而入,赢得了自己的生长空间。

  另外,视窗递归的延异文本成就了主体间性的文学表达。传统的纸介书写是以语言存储实现审美在场的,它将语言固定在一个广延性物体(甲骨、钟鼎、木牍、竹简、布帛、纸张等)上以便神谕般地向他人宣示,让世人膜拜。这种线性书写的原子式文本“促进了文化的代际传播,甚至可以使文化作品转变为不朽之作,促成由‘作者’向‘权威’的提升”(17),催生了人的主体性的无穷膨胀和主体精神的高度伸张;另一方面,文字被锁定在书页等物质载体后,“会使写作者脱离文本,增加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和文本阐释的难度”(18)。这样的文本有利于强化作品的稳定、厚重和深刻,也有利于“读者对文字反复思量,例如回到前文段落,重新考辨言说的来龙去脉。读者可以独立地完成这一切而不会受到作者或社群对他的阐释行为所施加的任何压力”(19)。但这种文本也会有它的负面性,即在创作的层面上把文学看作是主体对外物的表现或再现、改造或征服,即客体的主体化,终归没有摆脱主客二元对立的纠缠;在欣赏的层面上使文学接受成为宣谕和聆听、施动与受动的单线延伸,无法形成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主体的片面彰显,使文学主体性成为艺术美学的权力话语而不是它的文学表达。

  网络写作用视窗递归的延异文本有效克服了纸笔书写的这一缺陷,以交互式表达方式成就了主体间性。莱恩说过,电脑的“窗口叙事”,有“一种屏幕的功能,是向叙事世界打开的一个中介窗口。”(20) 她认为,联通网络的电脑视窗就像博尔赫斯描绘的“曲径交织的园林”:

  一台计算机可以同时运行几个程序,一个叙事也可以发展几条情节线索;一个程序可以从另一个程序输入数据,一条行动线索的结果也可以受到同一时间发生于不同地点的另一组事件序列的影响。(21)

  莱恩还详细区分了各种窗口叙事的类型:(1)伴随嵌入窗口的单窗口叙事;(2)移动次数最少的多窗口叙事;(3)有限但移动频繁的分离窗口叙事;(4 )有许多小窗口的叙事;(5)将平行的情节线索系统地呈现为嵌入叙事的叙事;(6)同时打开若干视窗的窗口;(7)可配置视窗的叙事。(22) 窗口的“递归”使故事套故事或故事里嵌着故事,“是叙事从一条情节线索移向另一条情节线索的过程,其形式标记是拨回叙事时钟,跳到另一时间和地点。”(23) 这样的叙事形成的将是“延异”(differance)文本,是运用德里达所说的“消解结构”和“解拆在场”的方式,颠覆“中心化”结构模式和“在场的形而上学”(24)。文本在递归的窗口中不断被延宕和改变,阅读成为一种没完没了的游戏,一个没有时间、没有顺序、没有界限的延异空间。读者还可以在阅读之后加上自己的评论,然后转发给他人。一个文本在多维延伸、多人续写和改写的过程中,打上了所有介入者的主体烙印,又隐藏了所有人对其加工的痕迹,而成了一个飘荡在网络空间的幽灵。语言的踪迹运动不断将此在(presence)因素和缺场(absence)因素同时纳入我们的视线, 却又总是不断脱离中心聚焦而让文本成为滑动的符号群。解构学说的重要阐述者利奇(V. B. Leitch)曾这样描述延异的文本:“能指的无序飘动,语法的、修辞的以及指意的语言层的自由嬉戏,杜绝了产生任何最终允诺的可能。”(25) 他还解释说:“什么是文本?文本即是具有差异性的踪迹串,是飘浮的能指序列,是伴随着最终无法破译的互文(intertext)因素起起落落的受到渗透的符号群,是语法、 修辞以及(虚幻的)所指意义进行自由嬉戏的场地。”(26) 这样的文本不仅解构了传统典律性(canonicity)文本的幻想,消除了主体形而上学的霸权,也同时筑就了网络写作间性主体的学理基础,提供了主体间性的网络化文学表达范式。

 

  注释:

  ① [美]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1990,p.100.

  ③④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Basil Blackwell Ltd. publicshed 1990.p.202.p.70.中译本参见王杰等译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引文对原译文有所调整。

  ⑤ 杨春时《超越主体性文论建立主体间性文论》,《文艺报》2003年1月4日。

  ⑥⑦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4页,第27页。

  ⑧ 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⑨⑩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第148页。

  (11)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态度、边缘姿态影响了电脑网络的文化精神建构,网络化的思维范式和话语模式中奏响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旋律,蕴藏着后现代文化的逻辑内涵,因而,网络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之间构成了文化诗学的“图—底”关系。参见拙著《网络文学论纲》,第二章:文化解读——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话语逻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Joshus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1985.PP.55—56.

  (13)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14) 巫汉祥《寻找另类空间——网络与生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1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7页。

  (16)(17)(18)(19) Mark Poster, The Second Media A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p.70,p.70,pp.69—70,p.70.中译本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在引用时对原译文有所调整,下同。

  (20)(21)(22)(23) [美]玛丽—劳勒·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第74页,第77页,第78页。

  (24) 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in R. Maclksey and E. Donati ed.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p.248.

  (25) Vincent B. Leitch,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p.37.

  (26) Vincent B. Leitch,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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