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几种路径

    歌德在1827至1830年间发表的世界文学观念蕴含了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价值观，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学百年来不断追求与世界联结的愿望。从20世纪初郑振铎提出的“文学统一观”，到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再到21世纪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乃至最近国内热衷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无不显示了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中包含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述，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世界主义到本土主义，从吸纳到输出的转变，但“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

　　那么，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首要选项。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以及“因翻译而增色加分的作品”。第一个定义之所以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学”的公共空间。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而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的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椭圆形折射”理论预设了文本经过翻译被扭曲和变形的必然，但这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会使原文本获益。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翻译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译本之于原本的独立性及其价值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都给世界文学理论以启发和鼓舞。达姆罗什的定义可说是受翻译理论启发而产生的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而莫言获奖，再一次证明了达姆罗什的论断。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存在大量改写和变异的现象，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如果我们取原作本质主义的态度，它们就是次级的衍生品，但如果从世界文学角度看，这些译本体现的就不只是文本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与重生，因而对中国文学是有益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受限的。翻译受译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国是外国文学翻译大国，每年有海量的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比较之下，又有多少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又有多少优秀的译作产生？我们对此并不乐观。如果我们都挤在翻译这座独木桥上，相信了达姆罗什的话，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只有这华山一条路，那是目光狭隘的表现。

　　成为世界文学至少还有另外四条途径，是以前中国学界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