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遆存磊:寻踪当代文学史的“根系”
2013年12月19日 20:58 来源:北京日报 2013年12月19日 作者:遆存磊 字号

内容摘要:《典型年度》李洁非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而1949年之后,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

关键词:文学史;年度;当代文学;李洁非;方法论;王蒙;写作;年份;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

  《典型年度》    李洁非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典型年度》   李洁非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学者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是书写当代文学中的人与事的话,那新作《典型年度》即是在寻踪这许多人与事之命运背后的“何所由来”了。一旦要触及这只无形的“巨手”,传统的文学史写法似不足以敷用,于是,《典型年度》更靠拢思想史著作,作者亦言,“完全可以径以其为一本与文学无关的书”。不过,我们要深知,所有的挖掘与铺垫,目的都是要解决以文学来解释文学而无法完成的问题,也就是说,树木有枝叶,若要真正探究深层的内里,要顺着树干潜入其根脉,源头的起因在那里。

  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重要事件,其出炉也忽然,其被批判也起落不定,作者王蒙更是由于此作品更改了人生的命运。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自文学与文坛本身来搜寻是会陷入迷阵、坠入云里雾里的,只有详加探究1956年至1957年的国内外大的走向,如苏共二十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论十大关系》、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双百方针”、中共八大等,才能梳理出王蒙及其作品所遭际命运所为何来得缘由。这是一种“笨”办法,但于解决问题而言,却是扎实可行的。

  虽跳出“文苑”外,却仍在五行中。李洁非将笔力大部集中于时政的演进、思想的聚焦,但时代的巨影下匍匐着文学柔弱而坚韧的身姿。典型年度“1972”,林彪折戟沉沙,“九一三”的影响如多米诺骨牌推倒,各种势力重新洗牌,政局的天翻地覆自不待言,而其在国人思想层面的巨大震撼与影响或更为深远。后来时隔多年,有人回顾:“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如新时期文学,按照以前的说法,均认为是“文革”结束之后绽放出的花朵,其实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阿城语)。

  我们可以看到,《典型年度》的写作,李洁非从方法论上显然借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他将所遴选的当代史相关年份依次排开,试图构筑一个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自然,亦成为当代文学的“根系”。如果置诸现代文学史,这种梳理的方式是很难行得通的,固然有几个年份可截取,但若想贯穿始终,却难度极大。然而为何当代文学史却可以采取此种方法论呢?这关涉到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现代文学的生长虽遭逢社会思潮、流派纷起、局势变幻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较为宽广的空间,人言人殊,不同的表达均可获容纳,在如此的情况下,以单纯的年份来勾连整个现代文学史,是不大妥帖的;而1949年之后,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全盘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威压覆盖了一切,当代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不再是人或事,而是“形势”——文学之外的力量,不言而明,年份的“画龙点睛”变为可行了,因为年份连接着形势,而形势决定着文学的走向。

  当方法论的架构搭起来之后,选择什么年度就值得探讨了。比如,为何是1956年,而非1957年?1956年发生如下一些事情: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这一年份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十七年中实在特殊,其开放、开明之异质性令人惊异,李洁非说,“其斑斓多彩,在‘改革开放’前的全部当代文学中,岂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事实上,绝无仅有”。而一批青年作家在这一特殊年度里纷纷涌现,如刘宾雁、王蒙、陆文夫、林斤澜、高晓声、邓友梅、刘绍棠、宗璞等,并拿出他们值得称道的作品(当然,翻过年来,几乎均被打为右派)。1956年与1979年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换言之,1956是1979的“早产儿”,过早地夭折了。

  另外,1962、1968、1972、1978、1986等年度的择取,而放弃1966、1976等,李洁非都有深入的思考在其内,未必以显在的历史关节点为唯一标的,而是以更深层面的精神震荡为立论的依据。

  《典型年度》应该是当代文学史的外围写作,作者本人说:“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薄窗户纸,却永远捅不透……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精神思想格局。”如果说,以前的写作还可容留文学自由的相应纯粹度,那当代阶段的文学可谓太不纯粹了,这造成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似乎总有言犹未尽之处。就此而言,《典型年度》的完成度或有缺憾,但确是一种有益的拓展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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