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表征，也是城市居民文化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的体现。如何动员政府、企业、媒体、社会团体、市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共治，提升城市历史建筑文脉保护传承的质量，以及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保护传承能力？基于宏观战略层面和政府治理视角，笔者认为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制度性保护传承

　　在保护中传承发展，在传承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提高，在提高中保护。以城市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叙事和文化记忆为纽带，辨析历史建筑的遗产价值、经济价值、工具价值和社会价值，探讨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在于如何协调和平衡城市扩张权力（行政权力、资本权力、知识权力）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之间的矛盾，走出观念误区。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在主位和客位层面存在一定的悖论，在实践中常常徘徊于保护、传承和发展之间。事实上，保护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它有助于延续文脉，但无益于增强其生命力和活力。传承与发展是根本目的，它具有生机活力，是基于保护传承的发展。保护、传承和发展三者在文化、资本、权力、权利维度上平衡和协调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当前，我们要厘清和确立以下理念。一是保护第一、利用第二，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理念。一切利用都要以保护为前提；一切利用都要建立在对建筑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深入研究、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利用都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一切利用都要尊重科学精神、遵守社会公德。二是坚持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三是树立保护传承的质量理念，在提高中保护、在保护中提高。

　　坚持制度性保护传承，保障城市历史建筑文脉保护传承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国《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这部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依法保护传承城市建筑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具有宏观性、总体性、原则性、指导性强的特点，缺乏针对性，不够具体化，具体到操作层面还比较困难。因此，各地城市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制度性、政策性细则，予以配套实施，以提升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主要的配套制度性措施，一是开展精准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调查统计和记录，构建国家级、市级、区级和待确定等级的四级建筑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二是确立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清单制度，重点确立郊区卫星城镇的建筑文化遗产登记与清单制度；三是确立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文化伦理原则，结合城市建筑文化特色，强调社区、群体和个人的保护传承权利和责任；四是确立城市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年检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和进行修缮复原式的微循环治理。

　　坚持整体性、多样性保护传承

　　立足城市历史建筑文化特色，坚持整体性、多样性保护传承。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是整体性、多样化的、真实而鲜活的、延续发展的。既要凸显其本真性、整体性、多样性、时空延续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又要兼顾其发展的现代性、审美感。在合乎现代人文化性格、审美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防范其被过度时尚化、资本化、商业化、媚俗化和消费主义倾向，以及片面崇洋（西化）的色彩。当前，我们需要立足于城市不同的文化生态区，形成自己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特色。比如，在郊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中，特别强调保留原住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避免传统村落、老街区变成只有建筑和商铺、没有原住民的空心遗址，避免建筑文化遗产失去传承基因、环境和土壤。在强调整体性保护的同时，应突出多样化保护传承，探索确立分类指导、精准治理、全民参与的多样化保护传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