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资料选编》

　　本报上期刊发的《中的老长春百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其中所涉猎的内容相对于昔日的《盛京时报》来说，可以说是沧海一粟。《盛京时报》中的内容被广大的历史研究者或媒体频繁引用，仅见于近几年来，而这不能不说是《长春资料选编》的功劳。长春建城仅有200余年的历史，记录长春历史的文献非常鲜见，而自1906年开始出版，1944年停刊，历时38年的《盛京时报》所涉及的内容，正是研究近代长春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宝库。长春近代史研究专家于泾就敏锐的感觉到，将《盛京时报》中长春的部分摘出来，结集出版，将是一件造福地方史研究的事情，也有利于长春城市文化的沉淀。

　　于是，这项工作就在2003年，落在了长春市社科院和长春师范大学身上，长春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洪友担负起这项工作，并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巨大心力。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板凳”一坐就是整整10年，工作是枯燥的，而收获却是巨大的。目前，《长春资料选编》的编辑工作还在继续，这套丛书编辑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该书的主审及主编杨洪友。

　　杨洪友

　　记者：杨老师，您好。编纂《长春资料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是什么，它在研究长春历史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杨洪友：《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华所办中文日报中最久的一份报纸，发行范围以东北三省为主，兼及京津、华北各地，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东北的影响巨大。2000年，长春社科院开始进行“长春地方文献丛书”的编辑工作，编辑的初衷是因为于泾老师的建议，他建议将《盛京时报》中有关长春的部分摘出来，结集出版。在向院党组汇报后，姜殿军院长和常新副院长都极力支持。于是我们就先计划编辑从创刊的1906年到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的成果。

　　这套丛书最大的作用是作为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它为研究者或想了解长春历史的人提供了第一手的，比较全面的史料。它最大的好处是为研究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如果就某个专题查阅报纸资料，翻完全部报纸，最少要半年时间，而有了这套书，可能一周就够了，为科研人员节省了大量时间，避免了重复劳动，社会效益巨大。目前，这套丛书受到很多研究者及相关单位、个人的推崇，长春市档案局编写的《辛亥革命在长春》，长春电视台的《发现长春》栏目等媒体资料的选取以及我个人的专题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此。可以说，它是研究近代长春历史的必备工具书。

　　记者：请您谈一谈这套丛书的编纂经过，目前的工作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杨洪友：目前这套丛书已经分4次出版了13册，约500万字。现在我们正在筹备该报的《伪满卷》（1932-1944）的出版工作。从2003年到2009年，长春社科院整理了《盛京时报》1906-1915这10年的资料，先后两次出版5册。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史学界给予高度关注和赞扬。但由于我院人力、财力有限，如果按原计划编辑到1931年，估计还需要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姜维公教授聊天时提到了该书的编辑工作及困难。在他的主导下，长春师范大学参与进来，共同完成其余资料的编辑出版，长师大图书馆副馆长秦亚欧及相关科研人员、师生的贡献，仅用4年，就完成了所有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接下来的《伪满卷》（1932-1944）的出版，将仍与长师合作，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整理工作，估计还要出版13-15册左右。由于经费所限，希望《伪满卷》能得到相关部门更多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出版工作中，长春地方志的孙彦平先生，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姜维公院长，长师大图书馆的秦亚欧副院长以及姜盼老师等许多老师和同事，均为此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记者：在编辑这套丛书中，您遇到的困难能列举一二吗，是如何解决的？

　　杨洪友：这套书在编辑的时候，困难还是极大的，不用说资料的选取是极其费时的，就是在后期校注过程中，清朝和民国时的报纸是竖排繁体，没有标点的，阅读起来极为不便，还要加标点，繁体变简体，工作量非常大；特别是一些清代文书的格式，原来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校注过程中，需要请教对此有研究的老师，看已有的行文，或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其中有一件事令我感动至今，就是有一个清代公文的格式问题，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网上看到该校老师裴燕生在这方面有研究，上面还有他的电子信箱，于是我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教了几个问题。说心里话，当时没有抱希望，没想到第二天裴老师就回复了我，对我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和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还有，由于报纸是日本人办的，许多中文稿子是日本记者所写，新闻中出现的人名，都是音同字不同，比如后来的民国大总统曹锟，字仲珊，报纸经常写为“曹仲三”。其他的长春地方军政警学绅商各界人士，名字出现错误很常见。通常需要写下几百位人物的名字，再通过事件进行先后对比，考证是不是一个人，这样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还有稿子中有的夹杂着日语，诸如此类的问题，均需要一一核实。

　　记者：对您本人来说，编辑这套丛书的得与失主要表现在哪里？实际编辑过程和结果与您之前对它的预期有出入吗？

　　杨洪友：这套书共出了13本，花了10年的时间。这13本书中，有11本是我总审校对，两本是孙彦平老师编辑审核的。古人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虽然说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所有书稿基本都校对了3次以上，这10年，除了工作，我的业余时间绝大多都用在这套书上了。本来我是研究明代东北史的，因为精力所限，也都以这套书为主了。如果在2003年启动这个工作的时候，要是知道需要10年时间，我可能会放弃，不会坚持下来。但10年过去了，收获还是巨大的，古话说“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在编辑过程中，我在自己的能力之内，不敢有一点的应付心理，哪怕是一个字，一个词，都要考证。原报中有一些模糊或脱字之处，即使根据语顺，知道空的地方是什么字，我也不能补上。我感觉为大家提供一套尽量真实的史学研究资料，是我最大的收获。此书的出版基本达到了当初的预期。但也有一些遗憾，比如一些关于长春的资料，特别是间接与长春有关的，还是有所遗漏。还有就是关于长春所管辖的各市县的材料，已经进行了查找，但是还没有达到出版的条件。

　　记者：《盛京时报》对研究长春历史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对研究长春地方史来说，这套丛书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

　　杨洪友：《盛京时报》的创办人是中岛真雄，他是一个通晓中文并在华交游很广的日本报人，其所秉持的观点和立场，基本上还是与日本官方一致，其中在政治问题与国际关系方面，体现得更明显。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我党的革命斗争持以诬蔑和诋毁的立场，对日本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进行极力的歌颂和鼓吹，极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罪责，混淆视听。

　　但客观地来看，长春市是当时东北地区经济、商贸、金融、交通中心，因此，该报比较重视长春，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省会吉林市，进行了重点报道，其内容涉及长春工业、农业、金融、商贸、文化、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军警官学绅商各界动态、市民百姓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此外，该报还记录了清朝和民国政府档案与一些私家著述中，不能详确指明的史实。这些记录20世纪前半叶长春的文字，是研究东北特别是长春市的珍贵史料。这些资料的编辑与整理，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从这本书中，研究者能了解更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本相。如1922年吉林督军署移长，吉林实行军政分治，根本不存在省会之争这一说，而是因为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张作霖为应对失败，而采取应对措施。此外，《盛京时报》还提供一些历史事件的准确时间。比如沙俄领事馆的修建时间，一些研究者确定为1914年4月3日。其依据是1914年4月4日的一个消息报道。“俄领署系自设立时，……闻顷已招募工人，于日昨开始筑造”。虽然上面写着是“昨日”，但那只是针对写这条新闻的时间而言，并不代表新闻刊登日期的头一天。因为当时的报纸，是和现在不一样的，不是所有新闻都会在第二天见报，这其中要有记者采访新闻，因为没有电报拍发，还要寄到奉天，再进行选稿排版，最早的，才能在第四天见报，有的新闻需要一周左右。我考证了所有新闻发表时间，都是如此。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在3月末动工的呢？再参考1914年4月28日的一条消息“俄领事……当于月初实行动工。约下月杪即能告竣”一条，由此可知沙俄领事署的开工时间，应该是4月1日，而非4月3日。这也提醒各界人士在使用资料时应注意的地方。还有，根据该报记载，关于1925年6月21日，发生在长春的由我党领导的学生和报界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活动，长春警察对此进行镇压并爆发了冲突，是发生在长春公园（今天的长春新天地购物公园位置），而不是大街上。

　　更可贵的是，《盛京时报》还有一些其它档案、资料无法见到的记载。如1931年九一九长春抵抗战，《盛京时报》不仅记载了在长春南大营和宽城兵营中，有171名东北军战死，还记载了64人的名单（其中15人为无名氏），这是极为珍贵的史料，让我们知道了将生命和热血献给长春的人，他们是中国14年抗战史上第一批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名字不应仅仅写在纸上，还应该镌刻在花岗岩上，供人们瞻仰、凭吊和怀念。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