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曾有言：“每个人都在感情上钟情于历史，而在理智上钟情于价值，并试图使这两方面得以和谐一致。”施耐德在《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对列文森的“价值-历史”模式既有辩护也有批评，在此我们不妨把他的“真理-历史”看作是“价值-历史”模式的某种改进版本，由此来评估此种改进的得失。

　　德国学者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大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中译本出版于2008年，德文本更是早在1997年就已发行。罗志田教授在中译本“书前的话”中已经说德文本是他的“旧著”了，转眼间，中译本也已然变“旧”。这里的新旧主要是针对书本的物质形态而言，在思想层面，一本学术著作变旧的速率，则取决于其中道理的内容与成色。内容的新旧视乎一代风尚对“新知”与“旧学”的界定，如果是译著的话，还要考虑某种时差；在成色上，则需检验道理的真与假，以及说理技艺的好与坏，真的和好的又往往是“常新”的。从这些标准来看，《真理与历史》中讲的道理虽非最新，但放在当下中国新一轮“古今中西”之争的语境下，似乎远未过时，而其说理的方式，笔者以为尤其有可以常新的意义。故而今天仍有绍介和检讨它的必要。

　　新旧问题恰好是《真理与历史》所关心的重点之一。列文森曾有言：“每个人都在感情上钟情于历史，而在理智上钟情于价值，并试图使这两方面得以和谐一致。”半个多世纪以来，“价值-历史”模式经受了多方面的批评，但思想魅力至今犹存。施耐德在本书中对列文森既有辩护也有批评，而在总体上，“真理与历史”这一标题已经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呼应乃至传承关系。笔者建议，不妨把“真理-历史”看作是“价值-历史”模式的某种改进版本，而评估此种改进的得失，也便成为确认本书意义的一种视角。

　　在辩护的一面，施耐德认为“价值-历史”模式仍然富于洞察力，无论多么含混不清，它都照见了古今之变中一片巨大的、往往带有悲剧意味的人类经验领域：“‘历史’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重建普遍价值并总是试图将之与中国历史相关联的愿望非常普遍。”其次，在思想方法上，针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他也重申了“模式”本身的必要性：“为了要从概念上掌握研究对象，所以概括是必要的。而且，只要不把概括本质化和当成是观察到的事实来看待，那么概括对研究而言就不会有害。”仅在“概括”的意义上，我们将在下文中把“真理-历史”也称为一种“模式”，以与“价值-真理”模式相对应。

　　施耐德对“价值-真理”模式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运行于陈旧的“挑战与回应”框架之内。这似乎是一种决定论意味相当浓厚的框架，倾向于论证“现代化过程的特征是个别传统的逐渐没落，以及一种具有普遍性、以西方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之形成与发展”。

　　第二，它设想了“感情”和“历史”之间过强的排他性联系，而忽视了“理智”与“历史”之间同样重要的联系。仅仅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乃出于情感而非出于理智之观点”，是无法正确评价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复杂现象的。更广泛地看，我们或许可以补充，施耐德实际上还认为，这一模式中“理智”和“价值”之间的排他性联系同样太强，而“感情”和“理智”、“历史”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则同样太弱了。

　　第三，施耐德同样没有明言的一点批评聚焦于认同问题。认同可以区分为“透过人我共同之处”建立的“普遍性认同”和“透过人我不同之处”建立的“特殊性认同”。虽然列文森认为理想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的某种和谐，但他倾向于把“价值”和“历史”分别置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端，在理论上关闭了两者之间的沟通管道，只给我们留下了非此即彼的选项。因此“价值-历史”模式的确能帮助我们洞见到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某种核心动力，并为一些个案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描述，但无法容纳总体上相当多样的致思方向，尤其是它所指示的文化演进趋势——“普遍-价值”——与历史实际有着显而易见的距离。

　　第四，施耐德认为，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现代性是一个理性进步或是其他绝对性的观念逐渐被打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曾被认为是永恒与普遍的规则和价值被历史化的过程”。而在“价值”的普遍性特征上，列文森持较天真的见解，这使得他对此种困境缺少敏感。中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关于此种困境的意识，因此也就落于“价值-历史”模式的视野之外。

　　第五，列文森的研究没有照顾到思想和政治的互动关系、士大夫的传统领导角色等具体问题，这些缺失可以追溯到“价值-历史”模式在结构上的缺陷。

　　综合来看，施耐德赞同列文森的地方在于，揭示古今之变中的新-旧、理智-情感、普遍-特殊等对子，并对这些对子中的张力进行概念上的把握。他所不满的，则是在这些对子之间划下不可沟通的鸿沟。从这个角度看，“真理-历史”模式，就是在现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所进行的一种改进尝试：既保持上述张力，又在概念上对这些对子予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