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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开创
2014年08月14日 16:08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作者:赵曜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通过艰辛探索,先后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是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大地发生巨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成绩、发生的挫折以及成功开创正确道路之长,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比探索一条革命道路更容易,甚至更为艰难。总括上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20年中,既取得巨大成绩,又发生重大失误,尽管不够成功,但他从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宝贵经验等方面为后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条件,架起了一座桥梁。

关键词:探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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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于6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1]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2周年。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通过艰辛探索,先后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是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大地发生巨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

  一、道路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头等重大问题

  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在一个历史时期里为达到既定目标而选择的实现途径。道路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指出的:“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又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3,139-140从这个意义上说,道路问题是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都有一个反复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知之甚少,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1921年召开的党的一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党的奋斗目标,但对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目标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就比党的一大前进了一大步。至于实现民主革命的途径则没有说明。在1924年-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了解独立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对国民党盲目相信和一味妥协,致使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力抵抗,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的严重教条主义,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在1927年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最终都失败了。就在党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等根据地。我们党坚持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经过28年坚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道路问题在革命斗争中的极端重要性。

  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后,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索过程。波兰革命家卢森堡把社会主义视为一块有待人们奋力开拓和辛勤耕耘的“处女地”。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这种探索过程这样说道:“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3]283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4]3791949年春,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5]667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长期探索、反复实验的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成绩、发生的挫折以及成功开创正确道路之长,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比探索一条革命道路更容易,甚至更为艰难。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党通过开辟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毛泽东一贯主张独立探索,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苏联模式的烙印。到50年代中期,苏联自己揭开了盖子,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被称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于1956年2—4月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汇报基础上形成的,十大关系就是和苏联模式的十个不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探理论化了,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即矛盾论的高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两次讲话,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但比较系统的思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指出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毛泽东的两个讲话和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进行了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既取得巨大成就,又发生许多失误甚至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误。可以说,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发生的错误和遭致的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这种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探索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留下了探索的足迹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在20年的艰辛探索中对当时特别是以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如下三项内容。

  一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低标准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自行生产汽车、飞机、轮船等重型装备;在全国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如大庆油田、攀枝花钢铁公司;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备,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修建成渝、宝成、成昆、湘黔铁路干线,建设武汉、南京长江大桥,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开发了大型电子计算机,自力更生地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这些成绩的取得,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167

  二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重要理论成果。这主要体现在探索初期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和“大跃进”招致挫折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反思以及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主要成果是:(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支撑,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大理论创造。毛泽东批判了受斯大林影响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矛盾,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着重论述了如下两种矛盾: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与旧社会所不同的是,两者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就不同于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这个论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后,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二)关于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毛泽东通过总结我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很短暂,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论断,之后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更长,这个认识比较符合实际。(三)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的目标与步骤。毛泽东提出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一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二要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三要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实现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只是第一步,更高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为实现“四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经济方面,毛泽东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商品生产,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政治方面,毛泽东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特殊化、官僚化和形成特权阶层,坚持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7]543文化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反对用行政方法管理学术,给不同学派贴政治标签。(五)关于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外援。(六)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不受资本主义也不受某个社会主义大国左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来依据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七)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党和非党(民主党派),国家、集体和个人,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五个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五个关系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744(八)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毛泽东指出,党面临执政的严峻考验,必须从思想理论、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等各个方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述八条,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理论创造,也是他所构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框架。就后者来说,它虽然有别于苏联模式,但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而是在苏联模式框架内做了一些重大修补,同时由于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和冲击,许多方面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它对后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三是在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探索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正面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历史经验。在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左”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他的晚年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也是“左”的,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有的是来自指导思想的“左”,有的是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问题的误判,有的是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缺乏深刻了解,有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有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的是几种原因兼而有之。“万事开头难”。探索中发生“左”的失误可分两类。一类是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就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是好的,但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实现赶超英国的高指标,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导致三年困难。另一类是在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对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重,不断地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提法不断升格,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再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践上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再到1963年-1965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发展到1966年-197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大跃进”干扰和冲击了探索,“文化大革命”走偏了方向,几乎中断了探索。反面经验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8]432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9]272

  总括上述,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20年中,既取得巨大成绩,又发生重大失误,尽管不够成功,但他从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宝贵经验等方面为后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提供了重要条件,架起了一座桥梁。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这20年的探索和他的一生?胡绳同志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所写的《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很有启发。他说,1956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照搬苏联模式,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这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卫星国”,从后来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看,这是一条很危险的路。另一条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要“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又发生了重大失误,最后通过总结经验,终于走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这条康庄大道。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还说,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344-345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使在探索中发生重大失误,仍不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我们要珍惜历史,尊重前辈。对领袖人物,我们没有必要去神化,但也不能听任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妖化。我们必须同自己给自己历史抹黑的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决不能让西方敌对势力“欲灭其国,必先乱其史”的图谋得逞。

  作者简介:赵曜(1932-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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