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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左右读者对狄氏作品喜好
2014年04月14日 10: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哲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英国本土的狄更斯研究者通常将《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一个分水岭,将其之后的作品视为顶峰之作。然而欧洲大陆的读者普遍喜欢狄更斯的早期作品。《欧洲的狄更斯》一文作者、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格蕾丝·摩尔(Grace Moore)表示,虽然是英国作家,但狄更斯与欧洲大陆的关联非常紧密。霍林顿等人研究发现,英国读者和欧洲大陆读者对于狄更斯作品的理解不同:英国本土的狄更斯研究者通常将《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一个分水岭,将其之后的作品视为顶峰之作。西方不少当代学者臆想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的互动,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62年在狄更斯主编的《一年到头》杂志伦敦办公室内与狄更斯进行过会面”这一传言在西方学术圈也一时甚嚣尘上。

关键词:狄更斯;英国;读者;思妥耶夫斯基;欧洲大陆;文学;研究;影响;学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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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英国本土的狄更斯研究者通常将《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一个分水岭,将其之后的作品视为顶峰之作;然而欧洲大陆的读者普遍喜欢狄更斯的早期作品。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伟大的小说家,其作品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狄更斯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如何?4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文《欧洲的狄更斯》(Euro Dickens),探讨了狄更斯在整个欧洲所发挥的影响。

  狄更斯与欧洲多国渊源深远 

■英国国会大厦资料图片

  狄更斯的作品有着鲜明的英国特色,一方面表现为对英国的持久关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英国社会问题的深刻洞见。狄更斯在作品中反复揭示英国的自负,讽刺这个国家的浮夸风气,描写英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我国近代翻译家林纾称赞其“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这也成为多年来狄更斯作品研究的重点。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不再局限于研究狄更斯作品中的英国特色,开始将狄更斯的作品置于整个欧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欧洲的狄更斯》一文作者、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格蕾丝·摩尔(Grace Moore)表示,虽然是英国作家,但狄更斯与欧洲大陆的关联非常紧密。狄更斯一生中有很多时间不在英格兰度过。1844年,为了削减家用成本,他搬到了意大利西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自19世纪50年代起,狄更斯又长时间居住在法国,其法语流利,颇为推崇法国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重建。无论是《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还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Our Mutual Friend),狄更斯在这些作品中均加入了对法语的介绍。这也难怪其在世时,狄更斯的作品就在整个欧洲颇受欢迎。

  欧洲大陆读者更喜欢狄更斯早期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读者的接受成为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20世纪60年代末,以尧斯和伊塞尔为首的康斯坦茨学派提出接受美学,后来一些美国学者又提出了“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把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索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反应,并研究引发各种反应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原因。

  2013年,《查尔斯·狄更斯在欧洲的接受研究》(The Reception of Charles Dickens in Europe)一书问世,汇集了几十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英语系教授迈克尔·霍林顿(Michael Hollington)领衔编著该书,探讨了狄更斯作品在欧洲大陆多国的影响。

  霍林顿等人研究发现,英国读者和欧洲大陆读者对于狄更斯作品的理解不同:英国本土的狄更斯研究者通常将《大卫·科波菲尔》作为一个分水岭,将其之后的作品视为顶峰之作;然而欧洲大陆的读者普遍喜欢狄更斯的早期作品,诸如《匹克威克外传》和《老古玩店》等。

  以《双城记》这一狄更斯晚年的代表作为例,“该作品虽揭露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但颇为讽刺的是,该书在法国并不流行。”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娜塔莉·范法斯(Nathalie Vanfasse)说,“法国人实在无法欣赏这部作品,而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法国人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甚至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9年将之作为国礼送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后,情况也未有变化。”关于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读者在品位上的差异,研究者认为,这既取决于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狄更斯作品对于不同读者有不同含义 

  1838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俄国市面上有多达1000余个版本的狄更斯作品,狄更斯对俄国小说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在狱中阅读了《匹克威克外传》和《大卫·科波菲尔》,这两部作品对其影响巨大。霍林顿分析称,狄更斯早期作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就是学习模板,后者甚至将之汇集到自己的作品中。

  西方不少当代学者臆想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的互动,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62年在狄更斯主编的《一年到头》杂志伦敦办公室内与狄更斯进行过会面”这一传言在西方学术圈也一时甚嚣尘上。诸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13年4月12日曾刊文《当狄更斯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When Dickens Met Dostoevsky)、“开放文化”(Open Culture)网站2013年4月7日刊发的《“狄、陀历史性会面”实则伟大的文学骗局》(The Historic Meeting Between Dickens and Dostoevsky Revealed as a Great Literary Hoax)等均是就这一臆想作出的修正。虽然是后人臆想,但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受狄更斯作品影响之深。

  德国学者诺伯特·莱纳兹(Norbert Lennartz)在研究中发现,1900—1945年,狄更斯的作品在德国也有广泛的读者群,人们对狄更斯作品产生浓厚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作品。《安妮日记》的作者、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她父亲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在其作品中发现了遗忘、欢笑、和平等元素。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言,狄更斯的作品对于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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