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特许权是17世纪后许多欧洲国家授予特定公司或个人的对外贸易权利。这种贸易模式反映出欧洲列强企图垄断亚洲贸易资源，排斥他国竞争，甚至使用武力干涉亚洲贸易秩序的野心，在协助其本国政府进行殖民争夺、攫取地区霸权乃至世界霸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与中国之间的特许权贸易一直是欧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欧洲各国在未有足够实力介入和主导亚洲贸易秩序之前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加和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实力增强，特许权贸易模式因无法满足欧洲各国逐渐膨胀的贸易扩张野心，最终在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动中走向衰落。

　　对华贸易利润率极高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贸易特许权。两年后，荷兰成立了以开展对亚洲贸易为目的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国则在半个世纪之后效仿这一做法，通过特许权贸易方式将商业触角伸向东方。1664年，路易十四向法国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授予该公司在好望角以东地区开展贸易的独占权利，以及展开外交活动和宣战、媾和的权力。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东印度公司将主要精力用于经营印度地区贸易，没有余力实现法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直航。虽然法国国王授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许权，但从建立伊始直至17世纪末，该公司未能派遣任何船只前往中国。这一状况直到1698年才发生改变。这一年，让·茹尔丹·德·格罗维尔获得派遣船只前往中国的许可，同年3月，“安菲特里忒号”从拉罗歇尔出发驶往广州，成为近代以来开展对华贸易的第一艘法国商船。此后近一个世纪中，法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贸易公司陆续开拓出多条前往中国的海上贸易直航路线，越来越多的法国商船参与到对华贸易中。例如，1766年停泊于广州港的34艘欧洲商船中，就有4艘法国商船。

　　驱动大批欧洲商船前往中国的重要诱因，是亚洲贸易极高的利润率。18世纪，亚洲贸易的利润率远高于欧洲本土贸易，而对华贸易的利润率更是高于对印度贸易。1725—1756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利润率为93%—96%，对华贸易的利润率为116%—141%；1764—1769年，对印度贸易的利润率为58%—88%，对华贸易的利润率为67.5%—85%。相比于亚洲贸易的惊人利润率，法国国内贸易的利润率仅为5%—7%。

　　吸引欧洲商人开展对华贸易的不仅是惊人的利润率，还有中国便利的贸易条件。当时，中国的贸易便利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中国可以普遍接受西方的通货。以法国在对亚洲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西班牙皮阿斯特银币来说，中国商人能够根据该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将其作为交易货币。但是在印度，这类银币必须被融化重铸之后才能使用。其次，法国商人在中国获取商品的渠道更为便捷。尽管广州与许多制造中心距离遥远，但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欧洲人能够在这里获得多种商品，而无需深入到内陆地区。相反在印度，他们必须深入内陆才能获取商品，并在装船运往欧洲之前要自行保证货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