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多指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知识生产方式、生产能力存在问题；研究滞后于现实；缺乏学术自主性。而归根结底，是中国政治学研究历史感的缺失，以致缺乏思想资源、与现实存在隔膜。要回应当前的问题，需要放下“他者”眼镜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重返历史脉络的梳理、历史视野的回归和历史思维的适用。

　　历史脉络的梳理

　　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中，宏观研究空洞化、微观研究碎片化，且二者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使得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缺乏整体性。政治学本是关乎个人福祉和国家兴衰的学问，它生长在历史和现实之中，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国过往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积淀，近百年的变迁和正在经历的发展是最鲜活的资源。跳出现有的学科架构和研究现状，应然的政治学，是有充分理由来讨论重大问题、掌握话语权、引发大众共鸣的。

　　之所以陷入当前的困境，一则可归因于对自身历史脉络的切断。当前学界多用西学东渐、全盘苏化、全盘西化三个阶段来总结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沉浮。与西方世界和苏联文化的交往是虽被动却必要的过程，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很多引介者因此而否定并忘却了中国原本的学统，包括实践。中国政治学重建三十年，生产出的学术成果数以万计，但很多基本工作尚未完成。比如，作为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对中共党史和党纲的梳理多集中在历史学科，而少见政治学的努力。再比如，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政治实践，近现代又实现了如此大的跨越，却没有几部系统的中国政治史研究。即便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往往止于民国，中国政治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很少被置于同一时间轴上对话。

　　二则缘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碎片化解读和应用。诚然中国政治学对国外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引介不可谓不全面系统，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能说不多，可惜的是，从西学东渐起，中国政治学引入的“西学”就是平面静止的“西学”，不仅缺乏其生成的“历史的语境”，也缺乏历史的脉络。以思想史为例，讨论往往止于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哈耶克、罗尔斯的观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但对其生成的时代及其背景，尤其是演进的历史脉络不甚了了。又如“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如果将其放在历史语境和历史脉络之中，就不会单纯拿出这样一个片段来质疑中国现实。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政治学者应当如何认识中国和世界？第一个步骤，应当就是重建历史的脉络。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政治学方能找准自身的位置，发掘深厚的思想和实践资源，确立学科的根基。在一个连贯而深厚的根基之上，才能对新的复杂性给出应有的辨别、解释和研判，方可摸索出改善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的根本因应之道。

　　历史视野的回归 

　　中国政治学重建三十年，普通研究者或已习惯于从西方文本中查找只言片语来解读中国的问题，或为中国已经作古的思想者背书。中国政治学研究缺乏自主性，看上去过时了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依附论，恰恰能够说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本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西学划定的框架内，继承着异域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尽管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已经过去，但中国并没有摆脱“他者”的身份，反而始终被自己的研究者视作“他者”来剖析和排异、否定和嫌弃。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对西方社会成长的经验抽象，而中国的学者，执意要把中国的现实塞进这双明明不合脚的鞋。 

　　这与中国政治学统中历史脉络的缺失有脱不开的关联，但更多是历史视野的问题。何谓历史视野？历史视野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立足当下、接纳当下，变化地、连续地看待问题。历史的视野要求研究者能够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何以兴起，那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处境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当时美国朝野都在争辩“美国为什么失掉了中国”的问题。而出于冷战需要，美国政府大力扶助社会科学研究，客观铸就今日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出于保卫“自由”的观念，美国学术界积极投身于冷战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实践，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冷战的进程。冷战危机下形成的“政治—学术复合体”随形势发展而不断变迁，迄今仍是主导美国国家安全决策的主要力量。 

　　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明白，从这一历史进程中走出来的美国政治科学及其“自由”、“民主”观，具有极强的特殊性而非普适性，只是“一篓子螃蟹，一个掐着一个”，无不在“利益”和“价值”之框架下。 

　　事实上，真理不在文本之中，而是在历史的演进之中，在不同学说的对话之中。就如政体划分与古希腊时期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且在历史和实践的演进中，“混合”一直是其主要特征。而中国的政治实体从商周开始就是一个庞大体系，有多个相互纠结的维度，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进行划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若梳理中国的“政体”思想史，从老子、孔子，到毛泽东以来，讲述和践行的，更多都是“政道”、“治道”。诚然经典需认真研读，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可以借鉴，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不足也有待反思和批判，但如上才是中国政治学的站位和立场。唯有如此，才能生发出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而非对西学亦步亦趋，淹没于希腊欧洲的故纸堆里。中国的政治学及其研究者应当如何认识中国和世界？或许，在接续了历史脉络之后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摘去“他者”的眼镜，回归历史的视野。 

　　历史思维的适用 

　　有人总结，在中国有“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三套话语，三套话语自说自话而无法交流。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疏离于中国现实，并且滞后于中国现实却是事实。 

　　疏离不仅仅是话语，而是政治学要么被化约为很多“元问题”——所有的情形最后都被简单地归纳为“没有自由、民主、法治”，“权力得不到制约”，“缺乏合法性”；要么被化约为样本和数据，为了方法而方法，反而抛弃了现实本身和研究的本意。滞后也不仅仅是话语，而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工作，多是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鲜有引领政治与行政改革者。 

　　为何现实色彩最浓厚的政治学不是陷于元问题，就是流于方法论中心主义？当代政治哲学学者桑德尔认为，这是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再到启蒙运动时期逐渐发生的，当特定版本的科学与理性被发明出来，知行就分离了。现代科学自我形象的关键，就是有关客观的确定理念，研究者必须从现实世界中退出，以一种中立和脱离的方式阐释。而中国的学统中，最为闪光的恰恰是知行合一，中国的先学无不是在现实、具象的世界中，反思、求索、发现这个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历史就是中国政治的“圣经”。 

　　也许作为已发生事实的历史是无效的，而历史能够赋予人们的认知方式和多数路径都是有效的。就如诺斯关于国家目的悖论的提炼，背后正是历史思维的效力。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有助于政治学研究找到讨论中观问题的能力。中国政治学，要重获对复杂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须告别“化约主义”。梳理历史脉络、回归历史视野之后，重拾“知行合一”的学统，回到历史和现实的样本之中，致力于去探讨经验的、现实的，颠不破的事物发展规律，如此，方能在真正意义上拓展我们认识和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工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