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学者们对人文资料的处理方式。大量的图书、报纸、图像、古籍等资料以数字化的形式提供给读者使用，资料获取、存储等方式的变化让大多数学者告别了“摘录卡片”，日益便捷的数字化文档资料、数据库和检索系统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法宝”。从概念到实践，数字人文正不断影响着人文学科的发展。

　　5月21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建设与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举办的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语言、历史、信息技术、图书情报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

　　数字人文带来新思路

　　轻敲键盘就能从数万条材料中检索出相关的材料，计算机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研究速度和效率。那么，数字人文究竟能够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带来哪些新鲜内容？以CBDB为例，在这一数据库中，使用者可以轻松检索出1080年宋代4730个进士的籍贯，这些结果可以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地图上。此外，这一收录超过37万人传记资料的关系型数据库不仅能够查询，亦可进行统计分析、地理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毋庸置疑，这种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传统研究路径不能企及的，有助于启发研究者去发掘新的研究思路和人文课题。

　　很多学者确信，数字人文将带给传统人文研究全新的研究方法、工具和平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认为，数字人文的产生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其目标是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的人文研究、传播与教学过程，从而改变人文知识的获取、编著、比较、取样、阐释与变现方式，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朱本军认为，数字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层次：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设，人文数字工具的开发和使用，创新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人文领域的创造性建设（如全息清明上河图）。

　　学术思维革命尚未到来

　　在当下的人文研究领域，鲜有未曾使用过数据库的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邱源媛表示，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史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不可否认。史学学者已离不开数字化工具，它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研究方式、写作方式、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手段。然而，尽管数字化方式给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许多学者对其仍保持谨慎态度。例如，古籍数据库是很多学者获取文献的重要辅助工具，但将检索而来的史料覆按原书依旧是论文付梓前必不可少的工序。与此同时，学者在反思，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走到了哪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曾撰文表示，当我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穷尽史料”之后，我们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时代却没有到来。研究者依旧要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中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前辈学者经典学说的理论框架短期内尚难以全面突破，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细化。

　　面对同样的史料，数字人文学者可能更加关注数据统计、量化分析，而传统史学家可能更为关注数据背后的制度等信息。在他们看来，无论数据多么完整，如果不了解数据背后信息而直接使用，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多数会回到人文学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讨论中来。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韩昇所言，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将其运用于人文学科，绝非易事。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的交织为研究增加了复杂性，这不仅是传统研究面临的挑战，也是数字人文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学者和计算机发挥各自长处

　　科研资料总量的快速增加给人文学者带来了巨大挑战。资料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的资料类型及其使用方式，学术资源的全面数字化对人文学术交流与传播活动的影响日益显著。但对学者而言，卷帙浩繁的资料既是宝库也是负担。

　　在朱本军看来，无论是研究还是创作，人文学者将大量的时间用在搜集、查找、阅读、记忆资料上，历史学尤甚。由博而渊，所掌握或记忆史料的多少成为传统人文学者很重要的考量。处理史料信息耗费了研究者宝贵的时间，而这正是数字人文意图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落脚点在于，创新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从定性到定量辅助加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文学者从机械、繁重的的资料查找、文本比对等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更广阔的思辨、演绎、推理的空间。

　　数字技术会使传统的文史研究面临危机吗？哈佛大学CBDB项目博士后徐力恒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以CBDB为例，这一数据库绝非是对历史文献的取代，而是一种新的文献打开方式、查询方式、呈现方式。他表示，计算机只是历史学者使用的一种研究工具，在研究中应发挥学者和计算机各自的长处。当前，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在不断地跨越学科的壁垒和边界，融合多方的成果和力量，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

　　可以预见的是，对于人文学科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反思，甚至是对研究中人脑和计算机作用的追问将贯穿这一时期。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再定义的新兴领域，数字人文注定要在跨界与融合中谋求发展，在追问与反思中不断前行。国内数字人文研究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与实践。但王晓光认为，其总体处于专题资料库建设阶段，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