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以族权、绅权、政权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治理秩序瓦解之后,如何围绕新的权威要素重建秩序,这是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难题。本文尝试梳理传统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期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路径,呈现政权、族权、绅权、财权、强权、民权等要素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据此认为,要重建一套稳定合理的乡村治理秩序,不用依据某种理论或设计来切割现实,而必须考察传统在转型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正视各权威要素在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中的现实权重,以“规则”与“德行”为基础整合之。

　　关 键 词:社会转型/治理秩序/权威结构/乡村

　　标题注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京郊农村股份合作社的产权问题研究”(13SHC029)、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特设博士生项目“中国现阶段农村股份合作社的产权问题研究”(14ZHFD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建雷,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思潮; 李海荣,中共中央党校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转型; 王晓娜,北京行政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44)

　　承载着破碎的历史传统与近代巨变的当代中国乡村,应当建立怎样的新治理秩序?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这一课题既需要“滴水见沧海”的深度个案研究,更需要从近代转型的广阔历史视野把握其变革的方向。文章尝试梳理传统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时期乡村治理秩序的变迁路径,剖析政权、族权、绅权、财权、强权与民权在乡村治理版图中此消彼长的角力过程,力图以历史传统与20世纪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为基础,展现民权有限的历史基因与艰辛的成长历程,据此思考新时期乡村治理秩序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可能性。

　　一、族权、绅权、政权:传统乡村自治的基本框架

　　“王权止于县政”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规则之一。自秦汉“废封建、设郡县”之后,传统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保甲制度为行政末梢,以士绅为政府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充分利用宗族组织的整合控制作用,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治理秩序。①这一基层治理模式与君主郡县、农副经济、伦理礼教及册封朝贡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华体制的框架。大体而言,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一基层治理模式,尽管其间不乏具体的调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动。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秩序

　　就这一关系图,须做以下几点说明:

　　族权:家族是乡村自治的主要组织实体。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家族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骨架,以伦理为行动规则,集政治治理、经济生产、社会救助、祭祀教育等诸功能于一体的总体社会组织,其组织性与稳定性都别具一格。家族凭借族长、族规、祠堂、族田、族谱等一系列要素,形成了一套严密复杂的社会空间与规范体系;并围绕各种“礼仪”的集体行动不断再生产,据此以塑造每个族人的伦理行动规则、可能性及其限度。从社会结构的生成机理来看,以血缘与亲属关系为底色的族权(父权)是其他权威的基础与源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