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着眼于社会历史的性质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文章指出，作为社会学历史上之对垒双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分别堕入了历史决定论和非理性主义的不可知论陷阱；但却又在一个问题上殊途同归，那就是把价值判断、道德评价驱逐出了社会学的合法领地。马克思主义肯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是指对于某一事物的出现和存在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不是历史发展之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均已被排除。因此它与自由意志并非不相容，从而既避免了非理性主义的不可知论，也避免了历史决定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价值承诺，又使其绕开了相对主义的泥潭。这些特征从经验性和规范性两个层面形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性格和精神，即科学与自由，也使其与所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解社会学;必然性积极的规范性理论

　　作者简介：王小章，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

　　吉登斯认为，在社会学对现代世界之起源、特征和发展变迁的理解中，存在着“工业社会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两种对立的诠释路径或者说模式，马克思是后者的倡导者和代表(吉登斯，2007：20-21)。而另有两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布洛维和赖特则提出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作为剥削的阶级”(class as exploitation)(布洛维，2007：155)。①在社会学史上，马克思久已与涂尔干、韦伯一道被公认为对社会学的思想形貌和发展影响至深至远的三位大师，并且，包括涂尔干、韦伯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都或隐或显地在其论述中与马克思进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发展磨砺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不同的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之间的这种对话发生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发展动力、阶级的划分标准，到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的性质、发生逻辑，等等。不过，作为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的一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总体性的基本特征，无疑首先体现在其关于社会历史的性质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的观点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并且，笔者认为，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所持的立场、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打通了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与理解之间的藩篱，构筑了事实分析和价值评价的桥梁，从而使社会学真正兼具科学性格和人文关怀。

　　一、实证主义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对垒

　　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长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实证主义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之间的对峙，这一对峙既关乎社会学对于社会及其与个人的关系这一被齐美尔称为社会学根本问题的理解，也关乎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性质：它是与自然科学一样只与事实打交道的科学，还是牵涉着人类意志动机和价值关怀的特殊学科？实证主义社会学将人类社会看作与自然界一样的客观实在，其运行服从与自然法则无异的恒定规律。实证主义的创立者、“社会学”一词的发明者孔德就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受永恒规律的支配，社会学就是要用客观的、科学的也即实证的方法揭示这种规律，一旦这种规律被科学地揭示出来，人类就必然要服从它们的支配。孔德的这种主张与当时欧洲希望重建秩序的现实需求有关，也与当时自然科学取得的非凡成就有关。面对自然科学业已取得的非凡成就，社会学若要成为一门站得住脚的、被认可的学科，就要像自然科学揭示自然规律一样揭示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从而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可靠的知识服务于社会秩序的重建。这种思想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确立与发展的贡献不能否认，但是，孔德的主张显然存在着一个陷阱，那就是“决定论”的陷阱。实际上，孔德明确认为：在实证精神支配下，一切长期以来单凭政治解决方案始终无法解决的、今天仍是社会心腹之患的棘手问题，都将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大力促进社会的安宁。实证精神将会让人们放弃各种非理性的期待。借助于明智地顺从不可救药的政治弊病，也即借助于理性的发展，实证精神有助于巩固秩序。真正的顺应，就是平静地忍受天命的安排，而只有对各种自然现象同永恒自然法则的联系拥有真知灼见，才能真正做到这种顺从。也许存在科学无法纠正的政治弊病，但科学至少能向我们证明其为不可救药，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弊病之所以难以克服是自然法则使然，从而使我们恢复平静，摆脱坐卧不安的痛苦(Comte，2000：155-156；译文参照斯温杰伍德，1988：39-40)。这样，孔德的实证社会学“为人类社会规定了一个纯粹消极和宿命论的方向”(斯温杰伍德，1988：40)，社会现象取决于一种“以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形式出现的“严格的决定论”(阿隆，2000：60)，作为自由主体的人在这里很难找到容身之所。而作为孔德实证社会学最杰出的继承者，涂尔干在关于社会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论立场上同样基本上继承了孔德的观念。他认为，孔德的根本贡献就在于，肯定社会的规律无异于支配着自然界其他部分的法则，发现社会规律的方法无异于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Lukes，1986：68)。涂尔干将社会看作一种“道德事实”，作为社会事实它外在于人并且强制人的行动必须与之适应。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意义的“决定”。其一，社会的道德由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想要获得一种不同于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道德是不可能的。社会的本性蕴涵着道德，若想要一种与之不同的道德，就会否认社会的本性，结果只能否认自身”(涂尔干，2002：41)。也就是说，一种特定的社会状况只能产生一种特定的道德，科学知识将揭示，只有一种可能的道德发展路径，没有其他可能，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去鼓吹一种与相应于我们的社会状况的道德完全不同的道德”(涂尔干，2002：42)。其二，社会道德决定个人的行为。作为外在于个人的社会事实，社会道德不考虑个人意志而把自己的影响强加于个人。确实，涂尔干也努力想给个体的自主性以应有的地位，他关于“道德个人主义”的观念就体现出了这一意旨。但是他又认为，道德个人主义乃至对个人的膜拜，本身也是“社会本身的产物”，是社会构建了这种膜拜，“我们竭尽全力所要成为的人，就是我们的时代和环境所造就的人”(涂尔干，2002：63、74)。换言之，所谓个人的自主性，本身也完全是社会的造物。涂尔干最终没有走出社会决定论的窠臼，至少，他“始终未能对道德行为的自主性和社会事实决定论这种二元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Lukes，1986：23；斯温杰伍德，198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