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愈来愈多的人们表达了对文学批评的不满，“不给力”是他们共同的观感。这就需要认真分析导致文学批评此种现状的原因，并思考应对举措。

　　很大程度上，文学批评的起伏升降是时代变化的征象。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图像时代”后来居上，以往的“阅读时代”则黯然退后。如希利斯·米勒所言，就人们思考、感受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言，旧式意义上的文学越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光与影组构而成的媒介文化、众声喧哗的网络文化。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文化生产呈加速度运转，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化成员都失去了先前的崇高地位，那些以批评为业的文学批评家们也很难再独享文本的阐释权。同时，某些“媒体批评”趋于商业化、市场化，助推着文学批评日渐式微。文学作品也是消费品，为了激起大众的消费欲望，部分媒体批评专注于营造流行的文学风尚，打造有市场卖点的文学明星，不失时机地推出能够获得市场青睐的文学商品。这种媒体批评实质上是文学营销的常规流程之一，所做的任何宣扬与吹嘘，不过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市场回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理越辩越明，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这种批评精神可谓文学批评最可贵的品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譬如，初唐宫廷诗人把齐梁诗人奉为榜样，而陈子昂则直指其“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提出学习“汉魏风骨”来进行矫正，为新诗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唐诗的转型。袁宏道同样致力于诗歌革新，成为力挽狂澜的批评家与实践者。明代前后七子信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字摹句拟，为此袁宏道大力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很快，性灵诗派便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取代了僵化已久的模拟诗风。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则在批判旧小说观念与内容的基础上，阐明了小说潜移默化的巨大威力，并把小说由“小道”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刷新了小说在中国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