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诠释学”的建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且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发表的有关论、著蔚为大观。我在此提出“何谓中国诠释学”这一问题，似乎在指责学界至今尚未弄清楚什么是“中国诠释学”。其实，即便是诠释学专业的学者，要想廓清“诠释学”也绝非易事。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至今仍难以统一的翻译问题。对于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一词，我所知道的有“诠释学”、“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译名。虽说都只是同一的外文语词的不同翻译，本可忽略不计，但是这么多年来学者们各执己见地使用自己所钟爱的译名，说明我们对Hermeneutik的理解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反映在译名上，有学者就很认真地向我说明过“诠释”与“解释”的区别。但也有例外，如汤一介先生以为，用“诠释学”也未尝不可，只是出于自己的用语习惯，就一直沿用“解释学”。我选择“诠释学”这一译名的理由也很简单。当时西方诠释学被引入中国不久，我担心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词作为这门学科的译名，容易使读者望文生义而被误导。故选择了当时还算生冷的词“诠释”，将Hermeneutik译为“诠释学”，其实这一译名早就流行于台湾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诠释”后来居然演变成了一个热门用语。不知情者，还以为“诠释学”是学者们追求时髦而发明的新学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还是回到“中国诠释学”的话题。虽然早已有人，特别是海外华裔学者成中英、傅伟勋等人谈论过这一话题，但是中国内地最有力的推动来自汤一介先生。但是我相信汤先生对“中国诠释学”概念的理解也不是非常清晰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本无诠释学，我们的任务是“创建”而非“重建”中国诠释学；另一方面，他又策划了重大课题“中国解释学史”，并任该课题的首席专家。若本来没有“中国诠释学”，如何能梳理出“中国解释学史”？在汤先生思考中，大约是将诠释学视为解经学的延伸，是现代版的解经学。诠释学固然是从解经学发展而来，在这个意义上是解经学的延伸，但是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解经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具体的文本，而诠释学却根本不解释文本，它只是为解释提供理解的理念和方法论。

　　在学术界，否定“中国诠释学”合法性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诠释学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不分中外，所谓中国诠释学是诠释学在汉语语境下的运用，就像不可能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那样。这种推理方式是有瑕疵的，我们虽然没有见到“西方数学”的说法，但是却有着“西方哲学”的称谓。至于“中国哲学”，也逐渐地被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说到底，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应作如是观。

　　我本人比较倾向于汤一介先生的提法。我不否认诠释学有其普遍的适用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与自然科学相比还是有着程度上的差别。诠释学中追求的所谓普遍性其实是“一般”（allgemein）。在施莱尔马赫与贝蒂那里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施莱尔马赫将自己的学说称为“allgemeine Hermeneutik”（一般诠释学），而贝蒂则以“allgemeine Methodik”（一般方法论）和“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一般解释理论）界定自己的诠释学。由于文化传统以及语言文字的不同，我们与西方人的阅读与理解经验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漫长的解经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理解理念与方法论，使中国诠释传统获得了独特的风貌。在西方学者看来，它可能属于“特殊”的东西，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中西双方的学者也必然会意识到，中国的诠释传统也是另一种语境中的“一般”诠释理论。有鉴于此，我以为“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是值得期待的。进而言之，在世界诠释学的大框架内，中、西诠释学具有一种互补的效应。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