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学的研究应该“关注音乐的活体遗存与积淀，进而与历史大传统接通”。这种认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礼乐—俗乐”两条脉络，是中国音乐文化“总体史观”的基础，应当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加以明确；关注音乐的功能性、关注国家制度、关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联系、综合考量“制度—乐人—本体”等，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基本视角。

　　《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以下简称《接通的意义》）以“理念认知”、“接通历史”、“历史的田野”三个板块22篇文论，展示了音乐学家项阳近年的一批新成果。

　　项阳的学术研究一向以“跨学科”、“高产”、“具前瞻性”著称，《接通的意义》所收论文虽不足其近年新作之一半，但仍体现出其“以历史学者身份进入田野、以人类学者身份反观历史”的学术风格。在对学术传统的不断反思与拓展中，项阳正着力探索一种新的音乐学研究范式，即“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新史学’范式”。其研究立足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具有“新史学”品质的学术自觉，也代表了音乐学科“50后”学人共同努力下的一种研究趋向。

　　建立总体史观

　　整体认知“中国音乐文化”

　　一般而言，围绕“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从高校招生方向、专业学会组织、学术期刊常设栏目等方面都各成一体；而对应“称谓”的学科理念与方法论上更是泾渭分明，前者秉承史学传统，侧重文献爬梳，后者倡导人类学理论，侧重田野考察。由此，学术研究向精深发展，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基础得以不断夯实。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过于强烈的学科意识，导致一些音乐史研究者足不出户，困顿于史料文献，研究难再深入；而一些民族音乐学者只重田野，甚至仅凭“口述材料”就对考察对象恣意诠释。

　　对此，项阳指出：“音乐学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就民族音乐学方法论说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研究更多是在共时的层面上展开，就是对文化样式的活体进行实地考察与分析，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似乎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一纵一横，两者少有论域的交叉，相安无事，民族音乐学纵然有功能主义的理念也是在共时的层面上。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古代文明的国度说来，活在当下的音乐传统如果仅仅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恐怕是很难辨析得清楚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应该“关注音乐的活体遗存与积淀，进而与历史大传统接通”。这种认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

　　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国家制度层面建立起来的传承数千年的“礼乐文化”。无论从历史文献还是田野资料看，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研究中，这种“普遍存在”并非仅作为一种表述背景出现，而应当考虑其当时实施的具体影响。这是项阳在“中国音乐文化”的认知上特别强调“历史”与“田野”的相通性的基础所在。

　　“从现存的积淀形态中去回溯历史”，“在研究存活在民间的种种音乐形态、作品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之时，必须注意到历史音乐学的层面”——项阳对于“学科细分”与“研究方法”关系的把握讲得很明确，即联系历史与现实构架坐标系，建立中国音乐文化纵横连贯的认知系统。笔者认为，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总体史观。“礼乐—俗乐”两条脉络，是中国音乐文化“总体史观”的基础，应当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加以明确；关注音乐的功能性、关注国家制度、关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联系、综合考量“制度—乐人—本体”等，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基本视角。考察研究对象，应当首先建立总体史观，才不至于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之中，也即项阳一直提倡的“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