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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思想与方法:经学史研究三要素
2014年06月09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永路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历史上对文本的细节性关注并不局限于文字学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差异性解读往往取决于解释者背后的思想因素。不同于经学研究对经书本身的训诂和诠释,在经学史研究中,文本、思想和方法成为其中三个基本要素。理学家大多致力于经学文本的重新诠释,不但五经在其视域之内,“四书”更是他们阐发理学思想的绝佳文本。历秦之乱,汉初五经靠口耳相传,随后经典文本虽得以隶定于简帛,但章句之学仍是今文经学的基本模式,这成为西汉经学的主要特征。除了注疏体例变化之外,绵密的小学功夫也是经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音韵、文字、训诂等方法都在清代经学研究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关键词:研究;学派;今文;六经;五经;经学文本;思想因素;义理;论语;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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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历史上对文本的细节性关注并不局限于文字学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差异性解读往往取决于解释者背后的思想因素。 

  历史上对文本的细节性关注并不局限于文字学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差异性解读往往取决于解释者背后的思想因素。

  经学的历史久远,即使从汉代确立其地位开始算起,也已有两千年之久。不同于经学研究对经书本身的训诂和诠释,在经学史研究中,文本、思想和方法成为其中三个基本要素。

  在经学史上,无论数量还是内容,经书都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不同或学派差异而在不断变化。从数量上看,可列为“经”的文本不断增加,从“六经”而“九经”再“十三经”,最终完成了经学文本系统的完整建构。早在先秦时期,“六经”就已经作为一个定名出现在《庄子·天运》中,其经目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经解》所列经目也与此相同。后因《乐》经失传,汉武帝仅立五经博士。此后经师家法师法越发繁密,今文古文纷争不断。到唐代,于《诗》、《书》、《易》之外又加三《礼》、三《传》成“九经”之名。宋代又增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最终形成了“十三经”。从文字上看,由于写定时文本流传的混乱,加之秦火焚书与历代战乱,先秦典籍存留状况不佳,导致了汉代经学文本的多样化,并最终引发了经今古文的对立纷争。《诗》,今文主鲁、齐、韩三家,而古文则主《毛诗》;《书》,今文是大小夏侯,而古文是《古文尚书》;《春秋》,今文分公羊、谷梁,而古文则为《左传》。由此可见经书文本蕴藏着整个经学的基因图谱,直接关联着经学史的变迁与发展。每一个时代经之数量的增列与削减,每一个学派对文本内容的坚持与舍弃,都反映着当时社会的思想脉动,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意识潮变。

  文本诠释背后的思想因素更是经学史研究的关注重点。历史上对文本的细节性关注并不局限于文字学领域,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差异性解读往往取决于解释者背后的思想因素。在此意义上,经学史就是思想史。先秦儒学并未独尊之时,六经作为后世经学的基础文本还只是整个时代共同尊奉的古代经典。《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楚国太子时就曾遍举“六经”类文献。两汉时期,经学定于一尊,研究进入繁盛期。在一般哲学史论述中,两汉经学已经去魅化,而事实上后者深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特别是今文经学呈现出浓烈的神秘色彩。灾异谴告、象数星占等元素渗透了对文本的诠释和解读,谶纬之学更是大兴。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为内核的玄学成为时代思潮,由此援道入儒就成为当时经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在涉及“道”的解释上,无一不是以道家之“道”替换了儒家的观念。王弼对《周易》的义理注解更是一扫两汉易学的象数风气,而这些都是玄学时代经学研究的新动向。南北朝时期,受佛教解经体例影响的义疏之学兴起,而南北对峙也使得经学出现了南学、北学的差异,不过随着隋唐的再度统一,总结性的《五经正义》很快成为统一时代的经学典范。中古时代终结后,理学作为新的理论思潮逐渐发展起来。理学家大多致力于经学文本的重新诠释,不但五经在其视域之内,“四书”更是他们阐发理学思想的绝佳文本。清代经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朴学的名称显露出这一时期重考据、轻义理的学术特征。

  方法在文本和思想的研究中,起着至为关键的工具性作用。经典文本在抄写流传时面临着重重困难,除兵火之外,错简、抄误等都会导致文本出现种种讹误。为保证文本的准确,校勘、训诂等方法便应运而生。历秦之乱,汉初五经靠口耳相传,随后经典文本虽得以隶定于简帛,但章句之学仍是今文经学的基本模式,这成为西汉经学的主要特征。然而,这种严守师法家法的专门之学越来越阻碍经学的发展。进入东汉后,博通五经的通人之学逐渐兴起,使得诸经互证、兼采今古的治经方法成为可能。作为这种方法的集大成者,郑玄对经学文本的“注”彻底改变了西汉以来的章句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主要话题“言意之辨”深刻影响了经学注解,对“得意忘言”的追求,使得对文本义理探索的迫切性超过了两汉。同时,深受佛教经典研究的影响,义疏之学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体例,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皇侃的《论语义疏》。两汉注经以本经为主,注解依经而行,而义疏之学则以经注为主,因此更适应愈繁愈密的论学立言。最终,义疏之学通过唐代《五经正义》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对义理的更高追求又使人们逐渐舍弃经文的传统注疏,而试图直接对经文本身进行简明阐释。不过,“六经注我”式的解经虽然便捷了个人思想的表达,却也对经典文本本身的疏解造成了一定损害,由此导致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以作为对宋学的反动。除了注疏体例变化之外,绵密的小学功夫也是经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音韵、文字、训诂等方法都在清代经学研究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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