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和平稳定的主权国家，洛克以白板学说消解了宗教干政的理论基础。白板学说首先瓦解了传统的权威，进而确认了理性的重要地位。洛克由此把世俗政治和宗教统摄于新理性的调节概念之下。对白板一样的人类心智来说，宗教观念并无特权可言。新理性原则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宗教。

　　王朝复辟后的英国虽然表面上政治稳定，但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内战风险。1685年，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即位，利用其赦免权破坏宣誓法案，推行天主教。这威胁到了国教与新教利益，也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国家和平局面，加剧了内战的风险。洛克作为光荣革命的促成者之一，其主要目的是从根本上剔除内战的风险，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主权国家。因此，洛克从理论上打击宗教狂热以及对宗教别有用心的利用。

　　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

　　洛克哲学肇始于对天赋原则的批判，他指出不存在天赋的数理知识，亦不存在天赋的实践原则，更不用说关于上帝的观念。人类心灵其实是一块白板，人的观念均来自经验在心灵上的书写，而经验直接书写的简单观念，则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原子。

　　至于观念产生的具体机制，洛克强调观念作为人类在心灵中直接观察到的对象，其产生与外界物质对象有关。外物产生对象的能力被洛克称为性质。性质可进一步划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物体的第一性质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是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的”；而“第二种性质并不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而是能借其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能力”。

　　人类心灵是一块无天赋观念的白板，不论是启示还是感官经验，其观念的形成都要遵循同样的机制。超逾一般感官的启示是无法被传达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因此，人们便不能用确定无疑的启示来贬抑感官。个人直接观察到的是简单观念，至于这些观念是第一性质还是第二性质的产物，其所组成的复杂观念有多大的确实性，启示不足以成为其判断标准。相反，可以理解的启示是在简单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观念也是宗教经验在白板上书写的产物。启示虽能提供有具体内容的命题，却不能带来理性所提供的确实性。洛克白板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众多现象带入了一个单一系统，宗教观念不仅不是人类心智的先天原则，还应该和其他观念一起接受理性的审查。

　　为神圣与世俗划界

　　洛克要求宗教观念必须在白板上书写，并非只破不立。简单观念与两种性质学说在瓦解了宗教观念可靠性的同时，也为新理性权威奠定了基础。在洛克看来，经验虽然是确定性的直接来源，但这种确定性并不能自然地导出确定的命题。只有通过简单观念之间的比较和计算，人们才能进一步扩大知识，增加知识的确定性。换言之，洛克所宣扬的乃是一种遵奉直觉比较与概然推论的新理性。他试图通过这种新理性调节信仰和理性的矛盾，“信仰和理性不论怎样相反，可是信仰仍只是人心底的一种坚定的同意。而坚定的同意，如果调节得当，又只有依据很好的理由才能赋予任何事物。因此，它是不能和理性相反的”。理性在此处成为了宗教观念的调节原则，成了信仰的确定性保证。

　　在树立新理性的权威后，洛克在宗教议题上提倡宽容，并遏制宗教狂热与对宗教的恶意利用。他首先强调宗教宽容与《福音书》以及人类理智均不违背，进而谴责宗教狂热分子曲解了他们奉若神圣的经典。由于这种曲解来自于曲解之人的激情和欲望，因此，狂热分子虽然用宗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实际上不过是在行欺骗之举，为自己因激情和欲望犯下的罪行开脱。这种行为导致了狂热分子之间、狂热分子与捍卫国家利益者之间的无尽冲突。站在新理性的观点看，这种看似精明的行为其实并不理性，反而损害了共同体的利益。

　　光荣革命时期英国各政治派系在宗教议题上的摩擦，随时可能将英国重新带回内战的深渊，甚至还可能引发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洛克站在新理性的高度，为世俗与神圣事务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他指出，“公民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人们的公民利益有关，并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而“教会不应、也不能受理任何有关公民的或世俗财产的事务，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行使强力，因为强制权完全属于官长，对一切外在物的所有权都属于官长的管辖权”。通过这样一种新理性的计算，洛克最终得出结论：“不论个人还是教会……谁都没有正当的权利以宗教的名义而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和世俗利益。”

　　综上所述，洛克从17世纪英国的现实出发，发现宗教干预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危险性，宗教的狂热甚至从根本上排斥理性的计算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威胁和平。为建立和平稳定的主权国家，洛克以白板学说消解了宗教干政的理论基础。白板学说首先瓦解了传统的权威，进而确认了理性的重要地位。洛克由此把世俗政治和宗教统摄于新理性的调节概念之下。对白板一样的人类心智来说，宗教观念并无特权可言。新理性原则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宗教。在洛克哲学的影响下，宗教脱离学院故纸堆的束缚，神秘主义的玄思与机械的三段论将让位于清晰的计算规则。经过洛克的努力，借助宗教诉求来染指国家政治已经不再是英国社会的主流现象了，以至于1693年，一位神父宣称基督再次降临即将发生时，他的行为已被当作一种心理学案例来对待。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