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的东西方佛学研究在各自的着眼点、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东方佛学研究者立足于本土观照，西方佛学研究者则处于他者立场。

　　研究目的不同

　　东西方开始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历史年代差距较大。西方开始佛学研究的时间远远迟于其接触佛教的时间。欧洲人了解佛教最早可追溯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河流域时期（前327年）。其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前259年）。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通过中亚学者的引介，对佛陀本生故事颇为熟悉。虽然佛教西传也曾到达小亚细亚，但由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逐渐被欧洲接受，佛教西传遂终止于此，西方人对于佛教信仰的兴趣显然也随之湮灭。而西方佛学研究始于19世纪初期，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

　　东方佛学研究则可谓既古老又年轻，传统的东方佛学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公元前6世纪佛教诞生及外传开始，两千多年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东方佛教高僧硕学皆注重对于佛教义理的推演。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东方佛学研究则晚于西方，始于19世纪末期，以脱离东方传统佛学研究范式并效法西方为特点。

　　东西方佛学研究者在身份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身份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其研究目的的不同。东方佛学研究者的身份大抵有两种：信众或学者，故而存在信仰与非信仰双重角度，信仰者注重对佛教义理做出解析和阐释，旨在弘法；非信仰者站在求知的立场，旨在探索真理。但无论是出于自身的信仰或探求真知之需求，东方传统佛学研究者的目的都较为单纯，且大多站在学术、文化的人本主义立场。西方佛学研究者则既包括最初的探险家、传教士、政客、商人，也有后来的学者，情况颇为复杂。起初的研究者多是从非信仰者的角度出发进行“他者的研究”：探险家多半出于好奇，西方传教士将佛教徒视为“异教徒”并试图对其进行改变，商人和政客则出于利益需求等。后来西方列强突然关注东方文化，尤其是在他们眼中尚属于“异教”的佛教，显然不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是出于发展殖民地的目的，服务于不得不面对的来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诸方面的需求，其动机显然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