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研究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越来越被疏远、被“陌生化”，一些研究者认为他们的作品过时了，而研究那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才显得“洋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文学研究在理论方向、把握现实以及学科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入反思。

　　第一，对西方文论追新求异，挑战现实主义文论的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界大力译介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推崇与之相关的文学潮流和作品。西方文论在中国轮番登台，研究者忙于追赶理论潮流，同时“赶时髦”式地更换文学研究对象，认为“新的”就是“好的”。其实，一些西方的“新”理论未必新，也未必适合研究中国文学，但研究者却把这些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奉为宝典，并以之为标准选择、取舍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一时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受到异常追捧，而曾经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文论和作品则乏人问津。

　　这反映出文学研究界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告别革命”和“去政治化”等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挑战现实主义文学主流，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一元独尊的地位，阻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研究者由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学”，到否定“十七年文学”成就，进而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全盘否定。他们漠视和贬低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与中国革命实际相契合，而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表现出以西方“现代”观念否定和替代中国独特现代性道路的企图。这种“颠倒”式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文学研究领域泛滥，致使很多人抛弃了现实主义文论遗产，影响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理论探索。

　　第二，对“小叙事”津津乐道，“宏大叙事”衰落显示出把握现实的无力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宏大叙事”衰落而“小叙事”崛起，文学研究日益向描写世俗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作品倾斜。从“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以及“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下半身写作”等文学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宏大叙事”的整体性被打破，“个体化”、“欲望”、“新历史”、“偶然性”等关键词成为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而“典型化”、“本质规律”、“思想性”等概念则逐渐被抛弃。

　　“宏大叙事”的衰落表现出创作者和研究者把握现实的无力感。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一些创作者的世界观被物化、扭曲，丧失了中国文学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他们或者认同消费主义价值观，屈从金钱逻辑，创作迎合低级趣味的作品；或者远离时代主题和国计民生，躲进自我虚构的“小时代”讲述吟风弄月、纸醉金迷的故事；或者潜入个体隐秘幽微的内心世界，以发掘病态畸形人格为乐。于是，闭门造车代替了深入生活，自我想象置换了现实问题，不少作品与现实隔膜很深，缺乏深刻的思想性、把握现实的艺术功力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表现。

　　对于这种创作现象，我们的研究缺少批判，用所谓抽象的“人性”概念为其辩护。不少研究者认为那些“宏大叙事”作品，是理念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而那些描写个人凡俗生活，书写个体隐秘心理的“小叙事”则是“文学化”和“艺术化”的，只有从“个体”、“小我”而非“集体”、“大我”的角度才能写出人性的深刻和真实。这种研究往往剥离了作品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停留在生活表象层面和非历史化的人性描述，无法揭示出人物行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更无助于引导文学抵达生活的深层本质。反“宏大叙事”的取向，使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大格局大境界，流连于细致精巧的琐碎考证，不仅与大众隔得很远，连同行之间也难以产生学术话题的共鸣。

　　第三，对颠覆经典乐此不疲，经典教育和研究的断裂使其丧失当代活力。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是全世界的文学财富，其经典地位也早为世人所承认。但目前去中心、去本质和消解经典的文学研究方式蔚然成风，其出发点是颠覆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研究者热衷于发掘和构造经典作品的“瑕疵”和“裂隙”，往往脱离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某些西方理论强制阐释，达到所谓“重读”的目的。他们借助西方新潮理论切割和肢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过度拔高与现实主义文学针锋相对或差异巨大的作品，以此贬低现实主义文学成就，并将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更有一些研究者把畅销文学、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甚至综艺节目等大众文化产品当作“新经典”，用晦涩的理论对其进行“过度阐释”，忽视其本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