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军事技术对作战方式的重大影响，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性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由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先有军事技术的发展，后有作战方式的转变。换言之，军事技术创新引领作战方式变革。

　　事实上，恩格斯关于作战方式变革的论述，并非基于历史的宏观把握，而是立足特殊时域的微观考量，具体是指18、19世纪期间，根源于火器技术进步而由美国革命所发明，并由法国革命来完成的散兵战。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作战方式基本上是被动适应军事技术发展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作战方式超前于军事技术发展的案例不胜枚举。当机械化武器装备尚处于萌芽阶段时，富勒就提出了系统的机械化作战理论；当外空武器系统还停留在构想阶段时，制天权和“高边疆战略论”即已宣告诞生。在最近几次局部战争中，作战方式引领装备研发和应用的趋势日益明显。网络中心战、五环作战以及震慑战等作战理念所展示的超前性，说明作战方式已经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经验探索阶段向“在战争前建构战争”理性设计阶段转型。

　　从战斗力的构成来看，作战方式的转变有赖于人和武器这两个要素的支撑。对于我军而言，要实现作战方式的理性设计，也必须从上述两个要素入手。

　　打造武器装备的“自选店”是实现作战方式理性设计的物质基础。作战方式由经验探索向理想设计转变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是打造装备“自选店”，依据不同作战方式的具体要求，自主选择武器装备。这就要求备选资源极大丰富，既要做到人有我优，更要做到人无我有。要实现这一点，装备研发就不能仅仅适应需求，而是要主动创造需求。在军事技术史上，坦克、声呐、雷达、无线电引信等固然是在明确的军事需求牵引下发明的，但轮船、飞机、原子弹、激光出现前，军事领域并未存在紧迫的需求。有鉴于此，在装备科研领域，我们的论证不能以国外军队有没有为基点，而是要鼓励基于科学技术新原理的原始创新。

　　构建战略科学家团队是实现作战方式理性设计的“思想引擎”。从历史上看，军事家只能依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和现有的武器装备来勾绘未来的作战方式，而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却能够立足科学前沿提出明天的武器构想，为军方决策层制定、实施、评估作战方案提供战略层面的咨询建议，借此推动新型作战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因此，构建一支高水平的战略科学家团队，一方面可以摆脱对外军作战方式亦步亦趋的桎梏；另一方面有助于新的作战理念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而确保在未来军事对抗中拥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作者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