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法学坚持问题导向，不求体系完整和逻辑自洽，完全服务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如果出现新的问题，如网络空间治理、极地资源开发、医学科技伦理，只要用心应对，就会形成相关法律领域。

　　法学经历过诸法合体的时代，但随着现代工业发展逐步走向学科分立，并在内部叠层架构，上下之间等级分明，彼此之间壁垒森严。每个分支学科都越来越精致，但知识体系却日益碎片化，难以对全局获得整体性认识，更难以对复杂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办法。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单靠任何一个法学分支的努力，都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急需在有效分工基础上再度整合。

　　法律规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领域相关联

　　不管其基础性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规范总是与一定的领域相关联，结合了该领域的特殊内容和形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金融法之所以被称为金融法，并不是因为金融关系的性质单纯，可以归入任何传统部门法麾下，而是因为其规范的对象都与金融有关。有了这个共性，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金融监管法等，都可归入金融法的体系，无须顾及其中每一项法律关系的性质差异。环境法、教育法、文化法、体育法等也都具有这个特点。

　　以具体事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形成各自的法律领域，不管是对于立法、执法、司法还是法律遵从，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法律领域化方便公众理解，有利于减少适用和执行中的阻力。按照领域编纂法律规则也有利于法律的检索和适用。对立法机关而言，分领域立法还有助于其专业化，使立法人才形成相对的分工，便于集中研究特定领域的问题，提高立法质量。

　　社会领域不是法律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领域代表着事务的独特品性，意味着相对稳定的边界，体现了复杂社会的大致分工。如，农业不同于工业，教育不同于交通，知识产权不同于电子商务，每个领域都有需要应对的独特问题。从外延来看，领域也不同于产业分类中的“行业”，它会超越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从其他角度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如财税、民族、外交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领域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但在特定时空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领域边界的相对固定性。

　　正如社会领域的划分并非绝对、其存在也并非静态，与之相对应的法律领域自然会有一定的交叉与相融。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由于领域发展的基础不一样，社会的现实需求不一样，国家的战略定位不一样，领域之间还会呈现梯次状态，有的领域备受重视，成为所谓的“重点领域”，有的则只享受一般性待遇，还有的甚至暂时被搁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如公民权利法、经济发展法、市场监管法、国家安全法、环境生态法、文化促进法等，应该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领域法学基于部门法学又超越部门法学

　　作为法律规范分类集成的方式，我国法学继受苏联法学传统，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部门法学概念。部门法学试图根据调整对象清晰划分边界，让同一种性质的法律规范集合为一个群体，尽量避免彼此之间的重叠或交叉。如果我们的思维果真能达到如此高度，只按照一种标准就能清楚明确地将法律规范归类，这当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可让每一个法律部门各司其职，让每一种部门法学各显其功。然而事实上，由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法律目标越发多元，法律部门的分类早就突破了单一标准，导致部门法体系错综复杂，也让一些特殊领域为了争夺“独立”的部门法地位而大费周章。

　　领域法学的出现不是为了替代部门法学，只是开发了一个提升法律效用的新视角，有助于从另一个层面更好地推动法律发展。在一个具体的法律领域中，既然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融合在一起，每个部门法学所秉持的立场和方法都可以为领域法学所借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标本兼治。领域法学之所以包容并蓄、跨界综合，就是为了集众家之力，施辩证之法，服务于复杂问题之解决。因此可以说，领域法学基于部门法学，又必须超越部门法学，形成自己独特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