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多年前我读赫伯特·西蒙的《我的种种生活模式》一书，震撼于此公天才创新力，横跨文理两界的大牛。他拿的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但获得过经济学诺贝尔奖、计算机图灵奖，以及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顶尖级大奖。而在这本书里，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道路是环境与自己互动的产物，就是自己顺应当时的环境，一路走下来“随遇而安”的结果。近来我读到郑也夫的《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社）一书，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几乎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路子，任何一次文明大突破，都不是有计划的“目的产物”，而是副产品。郑也夫在书中数次提到教育问题，不妨借此书来关照一下教育与人才的成长现象，带给我们哪些对教育的思考和启发。

　　教育的目的似乎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还是要培养人才。人才千差万别，早期笼统地学习各种基本知识，后来职业选择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诸多不可预期因素造成的。比如笔者成为社会学者，就是很偶然的因素促成的。我在大学三年级之前，从未听说过社会学这个词。直到大三结束后，我回到母校，巧遇中师历史老师，说起我打算考研的事情，他说了一句“社会学也不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社会学”三个字。开学后回到学校找来社会学书籍一读，就着迷了，后来就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走这条道路是不是最优选择？根据西蒙的理论，我们都是有限理性的，所以无法知道最优选择是什么，决策依据的是“满意原则”。选择了社会学为职业，于我很是满意。

　　如同文明是副产品，不是有目的的产物一样，人才的发展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是，也如同文明发展有其范式一样，人才成长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机制。郑也夫在“文明与副产品”一章里总结了五条机制。

　　第一条是给予。在农业起源过程中，天赐“圣米”居功甚伟。也就是没有人栽种的大片野稻，让人找到了天然“仓库”，定居后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米，就开始栽种。这样，农业社会开启，人也被农作物捆绑住了。就是说给予会改变对方的心理、期待和行为。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通过奖惩，每天都在“给予”学生和孩子们些什么。正如书中所说：“父母的过分给予也是问题产生的主因。父母肯定是要给予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该给则给，不该给则不给的原则以及分寸问题。”家长和老师的行为，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态。“溺爱——父母过度的给予，使孩子背离了常规，会造成孩子发展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