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瓦萨里的《名人传》比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晚了7个世纪之久，这不能不说中国画论是先进的，然而，我们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与《名人传》的学术成果相比尚不尽如人意。本文作者曹意强教授提出中国艺术和画论可为世界艺术史发展提供灵感，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画论，发掘其活性基因，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具体到我们自身，就应当考虑如何在国际艺术史的参照系中去发掘中国艺术和画论的独特价值，我们刊发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艺术史学界的思考和讨论。

　　中国古代画论中“艺无古今，迹有巧拙”的思想，有表明艺无中西之分，唯有妍蚩好恶之别，艺术如此，研究亦如此。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很多方面曾经走在世界其他文明前列。中国现存最早的画论出于公元5世纪谢赫之手，而至9世纪，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论述了书画之起源，绘画的社会功能、智性体系、材料媒介以及品评标准。在西方，第一部画论诞生于15世纪意大利，16世纪才出现第一部集艺术家生平和批评为一体的艺术史著作——瓦萨里的《名人传》。然而，中国领先于西方数世纪，这是往昔的骄傲。唯当将之转化为新的传统，这才属于我们今天的成就。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地一国的优秀传统，是人类共享的遗产，其继承出新不囿于产地，唯有耕耘更好的土壤，才能使之抽发新枝。

　　人类思想真谛在至高境界处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理念里窥见老庄思想，也可从老庄里读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谁早谁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由此发展出有益于当代的洞见力，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正是对《名人传》的批评研究奠定了文艺复兴美术史的基石，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沃尔夫林的形式、风格分析，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安托尔和豪塞尔的艺术社会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心理学研究，巴克森德尔的视觉习惯和文化研究，以及影响艺术史的其他方法如精神分析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20世纪新艺术史也是对之反叛的结果。

　　巴克森德尔曾经指出，中国绘画批评术语能简明扼要地诉诸艺术效果，这是西方画论不可企及之处。我认为，中国画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图像与文字的功能，以及各自的优长劣短。在此，书画同源的观念，其含义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文字与图像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两种互补、互进的手段。张远彦曾有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断言，即旨在强调：在探索世界的意义上，书画同功，而非单指书画用笔同体。从《说文解字》到《古画品录》，经由《历代名画记》直至《文史通义》，对书画智性功能的判别一脉相承。由此可说“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绘画以其特殊的智性方式呈现三种功能：首先是道德教化，所谓“明劝诫，著升沉”（谢赫）、“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其次是探索世界奥秘，所谓“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朱景玄），亦即“穷神变，测幽微”（张彦远）；最后是我所称的“图像撰史”和“图像证史”的功效，前者所谓“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姚最），或“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裴孝源）；后者所谓“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张彦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