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古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强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极广。此语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意是指整个社会出现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以嵇康之子嵇绍为例，其父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且为晋文帝司马昭所杀，但嵇绍却经山涛的力劝而仕晋。在顾炎武看来，这种行径实在是不明大义，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丧失道义原则的山涛是邪说之魁首。顾炎武表面上批判的是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致使天下无父无君，实际上是以史为鉴，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事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作了创造性地发挥，由于概括精炼且赋予新的内涵而得到广泛传播。不同于顾炎武，梁启超这里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责任”是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他在变法维新时的战友谭嗣同当是从己做起、责任不诿他人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