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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要对党员干部“六个必须从严”
2015年04月09日 00:00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雷 云 字号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特别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决心狠刹“四风”,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勇气狠抓反腐败斗争,使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为之一新。

关键词:党员干部;党性锻炼;信仰;人民群众;作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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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特别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决心狠刹“四风”,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勇气狠抓反腐败斗争,使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为之一新。前不久习近平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一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新的党建浪潮正在掀起。在“从严治党”之前冠以“全面”一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合称“四个全面”,使之相辅相成,协调推进,更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新的现实意义。

  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讲得不多,但是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原则,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都有所阐发。尤其是作为国际共运第一个党纲的《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政党称为共产党,并对它的先进性作了经典式说明。而要建立和建设这样先进的革命的共产党,一切方面都要从严,是题中应有之义。

  列宁在马、恩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其中一个极重要内容是党执政以后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他曾经说过: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党不能敞开大门而只能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清洗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勇挑重担的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己不败坏自己,那就谁也败坏不了它;党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的规模,不如说是提高党员的质量;我们要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列宁还特别痛恨共产党员搞经济犯罪,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严惩腐败的决心。俄共正是据此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实行清党,纯洁党的队伍。

  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党情出发,于1939年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定了党的建设总目标,把它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延安时期,他提出“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思想入党问题,正式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首次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胜利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提出“两个务必”著名论断。建国后他又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新任务,严肃告诫“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1980年,他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的损害极大,现在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恢复党的战斗力。为此,首先要解决新老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同时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1982年,他针对改革开放以后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搞经济犯罪的严酷事实,指出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6月16日,即国内政治风波过后不久,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我们来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的重大论断。这既是对发生政治风波严重教训的彻底反思,也是对党和国家一直在迂回曲折中艰难前行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由上可见,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以从严治党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否则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会因腐化变质而丧失执政地位。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到十八大,党中央一直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期间关于党建问题先后作出五个专门决定,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特别是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决心狠刹“四风”,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勇气狠抓反腐败斗争,使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生态为之一新。前不久习近平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一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新的党建浪潮正在掀起。在“从严治党”之前冠以“全面”一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合称“四个全面”,使之相辅相成,协调推进,更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新的现实意义。

  顾名思义,“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关键词,一是“全面”,一是“从严”。“全面”就是全覆盖,抓整体,无遗漏,不留死角,囊括党建中的各个领域、各类工作、各种制度、各项举措。“从严”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不敷衍,不搪塞,不搞形式,不走过场。

  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根据历史经验和党的现状,笔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应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的要求必须从严

  人是要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形同行尸走肉。德国诗人歌德说:“没有信仰,就没有灵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这种信仰是最科学的世界观,有了它,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等各种“观”,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总开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说到底靠的就是这种信仰。历史上万千革命烈士,现实中各类英模人物,明知见不到共产主义,却还是要“死心眼”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什么这么“傻”?说到底就是树立了这样的信仰。当年张学良经过对国、共两党的长期观察和比较得出结论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真是一语中的。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宗教或迷信,不是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我们把它当作唯一信仰,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指明了历史进步的大趋势、总走向。明白这个道理,就需要读一点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搞 一点理论武装。但遗憾的是,现在这样做的党员干部太少了。据浙江省委党校2013年对全省换届后新班子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在回答“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时,有34.4%的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实话实说:当下出现的“信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治一治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要求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当作唯一信仰,不能有对其他什么主义的信仰,也不能有宗教信仰,不能求神拜佛,不能看相算命,不能讲迷信,不能请风水先生。同时,要特别对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读的书、应当具备的理论素质,按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一些硬性规定,为切实解决“总开关”问题打牢基础。

  对党员干部宗旨意识的要求必须从严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列为党员的必备条件之一。在总纲中还写道:“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些规定,是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历史运动的主体和动力这一基本原理中,直接引申出来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对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从严要求,关键在于“全心全意”四个字,就是毛泽东说的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这就要求正确处理人民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办任何事情都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尽最大努力帮助人民实现根本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一切以人民利益至上,不谋取任何特殊的一己之利;正确处理苦与乐的关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反对特殊化;正确处理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的关系,为人民利益而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当下尤其是不能搞群众反对的各种所谓“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错了就立马刹车收场,并作自我批评;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共产党如果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失去民心,自我毁亡。

  这些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很是热门。笔者认为需把价值观的广泛性要求同先进性要求既联系起来又区分开来。对于作为一个特殊的先进群体共产党员和干部,价值观应有更高的先进性要求,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这样的价值观,才能摆正一系列根本性的位置,比如:党员干部要把人民当作社会主人而把自己当作社会公仆;党要把自己当作工具而把人民群众当作工具的使用者;要把干部的权力看成从根本上说是由人民所赋而不是由领导机关所授;要相信人民群众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靠领导者包办恩赐;党员和干部只有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位置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颠倒了,搞乱了,反映出许多党员干部的价值观被扭曲了。对党员干部宗旨意识的要求必须从严,就一定要对此来一个正本清源,返璞归真,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

  对党员干部守法遵纪的要求必须从严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重申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也要带头遵守宪法。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话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决定》还突出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提出要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这更是说到人民的心坎里。从现实情况看,群众最不满意的现象之一就是司法不公,屡屡发生冤假错案而又久久不能平反。这种现象对群众的伤害,对法律权威以至对党的声誉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话何其形象和深刻!

  党员干部必须严守国家法律,同时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党纪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应当严于国家法律。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俄共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说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的重要保证。1985年,邓小平还根据新的形势把纪律与理想并提,指出有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他批评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在改革中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歪门邪道”。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已成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顽症,所有“老虎”、“苍蝇”都是由此而生。再者,从当前情况看,讲纪律还特别要讲政治纪律。政治纪律的集中表现是在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各种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口无遮拦地诋毁基本路线、肆无忌惮地违反基本路线的无纪律现象,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对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要求必须从严

  改革开放以来,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既是一个“老生常谈”、又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更加值得关注。笔者在这里仅是提出尤须进一步明确的三点。

  一是对作风问题的性质的认识必须到位。有些人认为作风问题是小节问题,无须小题大做。其实我们党所说的作风尽管涵义宽泛,其中包括生活作风,但主要是指思想作风、政治作风和工作作风,核心是对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正确处理党群、干群关系。因此,作风问题是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大节问题。人民群众通常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作风表现上,来评价党、判断党的。党有好的作风才能生存,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否则就会被人民所唾弃而垮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一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二是对作风问题的根子的认识必须到位。党的作风是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作风是表象,“三观”是实质。所以要从“三观”的高度对作风问题提出严格要求,纠正不正之风要从“三观”上找根源想办法,就事论事是不行的。

  三是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的认识必须到位。作风问题讲了、抓了几十年,至今仍是一个瓶颈式的问题。2001年十五届六中全会曾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列举种种不正之风,概括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但十多年过去了,“八个反对”的东西绝大部分依然如故,有些还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十八届党中央一开始就痛定思痛,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向这几年最为盛行的四股歪风宣战,由于决心大、路子对、措施硬、抓得实,再加上领导带头,初战即胜,“三公”等一些久治不愈的歪风明显有所收敛。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四风”具有顽固性,必须防止其反弹。事实上,有些地方、部门和领域,确在反弹。比如一些会议,“重要讲话”由秘书捉刀领导人照本宣科;工作报告讲成绩不厌其详,讲缺点轻描淡写,还总是公式化地说某某方面“有待改进”、“有待加强”、“有待提高”;简报材料充斥一些“大家普遍认为”之类的空洞无物的内容,看不到任何不同意见或争议;研讨会无研讨,各读各的论文,座谈会无座谈,各表各的态;等等,总之还是形式主义。在官僚主义方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以官老爷态度对待群众的现象,把为人民服务的党政机关变成封建衙门的现象,依然存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也有继续滋长蔓延之势。仅举一例:据商务部长在前不久全国“两会”上称,2014年国人在境外购买高档奢侈品花了一万亿人民币,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如果比照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还有近两亿贫困人口,这种挥金如土的极度消费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了!

  于此可见作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正之风的顽固性和作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必须狠治党员干部的作风,而且要把这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因为作风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有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恢复并发扬党的一系列传统优良作风,人民对党才有希望、信赖和支持,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要求必须从严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全部任务,包括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和学习,方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长时间内,我们党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多次开展整党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而促进党员干部的自我改造,锻炼党性,提高党员质量。所以那时我们的党风、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情况是良好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个大破坏,党性锻炼和修养实际上被所谓“革命造反”、“全面夺取”所取代,使党大伤元气,“文革”结束后久久难于恢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面临金钱、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很多党员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再讲党性锻炼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大大放松了。这是导致种种不正之风盛行和腐败现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重申并狠抓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把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重新提到首位,切不可忘记加强党员修养“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的道理。

  为此必须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等价交换原则可不可以引入党内?有些人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它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包括党内生活的一切领域。“老虎”、“苍蝇”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但这是绝对荒谬的。等价交换原则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党内只能奉行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江泽民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要坚决防止权力商品化,坚决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二是现在强调党性锻炼是不是重蹈过去“左”的覆辙?有些人认为现在再讲党性锻炼和修养是“背时”,还是过去“左”的一套。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左”的年代讲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把它纳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今天强调党性锻炼和修养,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两者的区别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对党员干部制度约束的要求必须从严

  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要靠自律,即自觉自省,也要靠他律,即制度约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制度无所遵循,制度约束必不可少,而且必须从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制度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那时以来,我们党根据这一精神积极而稳妥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建领域形成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并行的新思路,其中思想教育是基础,制度约束是保证。三十多年来,党的制度建设已取得明显进展,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使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中央为狠刹“四风”而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和政策,目的都在于逐步建立一套使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也不想腐的规章制度,发挥制度所特有的规范和制约优势。

  为了使制度约束落到实处,还必须有严格的监督。1955年,邓小平就指出“没有由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1957年他还说过对党员的监督有三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科学家的监督。1964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出现“既得利益集团”的事实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邓小平在1980年8月那个讲话中再次强调监督:“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996年1月26日,江泽民强调:“从严治党,绝不能成为只说在嘴上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党组织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实践中去。”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提出要把党内监督与人大、政府专门机关、政协民主、民主党派、司法、群众、舆论等方面的监督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果”。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也一再重申要以从严监督来保障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习近平还提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重要命题,实际上指明了监督的重点对象。

  笔者认为,以上“六个必须从严”,虽然难免挂一漏万,未必就是“全面”,但都是绝不可少的,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内涵,都是为从源头上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特别是割除腐败这个长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而奠定扎实基础和提供确实保证的。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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