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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与延伸 ——历史唯物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
2015年02月03日 16:49 来源:《学习与实践》2014 年第 8 期 作者:刘贵祥 字号

内容摘要:马尔库塞不仅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说,“马尔库塞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新左派思想倡导者闻名于世,但是在 1928 年 -1932 年间,他在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海德格尔的踪迹微妙而悄然地印在了马尔库塞的成熟思想中。但是,国内研究通常专注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方面,而忽视马尔库塞早期以现象学为中介,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理论交汇的尝试。20 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学说,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嫁接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尔库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海德格尔;异化;分析;存在;沉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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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库塞不仅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是“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众所周知,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马尔库塞一直致力于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最终在《爱欲与文明》(1955 年)中提出了“爱欲解放论”,这是理论界所熟知的。但在此之前,马尔库塞借鉴现象学的方法,尝试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却并不为人所熟悉。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说,“马尔库塞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新左派思想倡导者闻名于世,但是在 1928 年 -1932 年间,他在弗莱堡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海德格尔的踪迹微妙而悄然地印在了马尔库塞的成熟思想中。有评论家认为,即使晚年的马尔库塞本质上仍然是一名‘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者’”[1]。马尔库塞后期提出“爱欲解放论”的“拐点”正是起因于早期将三种学说的结合,也就是说,马尔库塞将“劳动解放论”发展成为“爱欲解放论”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国内研究通常专注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方面,而忽视马尔库塞早期以现象学为中介,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理论交汇的尝试。

  一、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理论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作为 20 世纪同时并存的三种重要理论思潮,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初一看,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联系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三种理论的产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和存在主义都产生于 19 世纪,而现象学运动则肇始于 20世纪之初。三者产生时间不同,关注问题的焦点也不同,三者的交汇和对话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到了20 世纪中期,伴随着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呈现,三者出现了理论交叉和汇合的契机。

  首先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汇。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于 19 世纪,它们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后最重要的两种思潮,一定意义上都是“后黑格尔哲学”的产物。哲学思想史家卡尔·洛维特在回顾和总结黑格尔逝世 12 年后新思潮的发展状况时说:“恰好是 1843 年这一年决定了以后一百年哲学的命运,这一命运现在才有变得可见了。在这同一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这些 19 世纪的最后一批亦或是第一批哲学家们想理解从现实得出的共同原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或一种纯粹的‘理性’或一种绝对‘精神’,而是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2]黑格尔哲学作为西方理性哲学的最高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都从黑格尔哲学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并与之发生交叉,这些“新思潮”无疑都携带着“和黑格尔哲学博斗的痕迹”。

  其次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理论融合。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同样是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二者在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和克服近代哲学所带来的心物二元论上,彼此能够汇通和交融。实际上,自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产生以后,现象学发展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就已经发生“转向”。现象学从一种作为“严格意义”的意识分析的方法,逐步发展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揭示”,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便是这一转向的“路标”。即使到了晚年,海德格尔也仍然坚持这一立场,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仍然停留在意识的内在性当中,而他自己“此在的现象学”则“一向在外”。正如法国哲学家费迪耶等人所述:“此—在这一表达中的‘存在’的意思就是生—存之出—离性(die Ek-statik derEk-sistenz)。因此,认识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曾经产生不满,这一点是重要的。这种不满产生之后,海德格尔的工作便是研究,在意向性中本源地包含了什么。就其根据深思意向性,这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出离性这个根据上。一言以蔽之,必须认识到,意识是在此 - 在中得到根据的。”[3]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这种“转向”和融合,极大影响了后来的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而他们的努力又直接影响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和融合。

  再次,是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仅就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而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种完全不相关的思潮,但是,在哲学的本体论上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到,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同样有其相通的一面。20 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学说,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嫁接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正如理查德·沃林所评价的:“在马克思主义危机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会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虽然两者的联系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仔细观察以后,这种联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牵强附会。”[4]实际上,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二者除了相异和对抗,二者在相通和交融方面也一直没有停止。到了 20 世纪 30-50 年代,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不仅是个客观存在的流派,而且二者的交融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还有强化的趋势。近年来一些国内研究者指出:“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抗也曾存在过。例如在东欧和苏联,胡塞尔的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是一种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今天,现象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融的趋势占主导地位。”[5]

  概而言之,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交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纲领和方法之间的交融,二是在实践哲学方面的交融,三是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交融,四是在认识论与科学理论方面的交融。”[6]当然,这个评价还主要是就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来说的。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马尔库塞是最早的尝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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