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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2017年08月31日 09:07 来源:《东岳论丛》 作者:李进书 冯密文 字号

内容摘要:基于这种美好期望,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谈论着共同体,如前者希望以“命运共同体”来增进地区和国家间的合作,而在西方学者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当代西马)对共同体寄予诸多期待,相信它能够解决诸多群体的幸福之忧。一、对共同体的几种期待当代西马谈及了多种共同体,如文化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等,虽然它们担负的责任并不一致,但富有共通处,即都以共同文化作为确立的基石与交往的纽带,并担负着一定的政治功能。三、共同体的希望关于共同体确立并完善的可能性,或者它吸引更多人信任的原因,当代西马认为,个体的多种需求是共同体最基本、最持久合法性的保证,团结观念提升了人们对它的信赖,共同的战争伤痛激发了全世界对共同体的向往,而现存共同体的成就为共同体赢得了一定声誉。

关键词:共同体;文化;群体;哈贝马斯;伊格尔顿;偶然性;风险;世界性;冲突;霍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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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共同体” (community) 备受人们关注, 因为诸多因素的缘故, 人们渴望栖居于共同体中, 民主地商谈公共事件, 既减少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又能够共同应对世界性的风险。基于这种美好期望,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谈论着共同体, 如前者希望以“命运共同体”来增进地区和国家间的合作, 而在西方学者中,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简称当代西马) 对共同体寄予诸多期待, 相信它能够解决诸多群体的幸福之忧。当代西马在构建多种类型共同体的同时, 也积极地为现存的共同体提出完善的建议, 他们希望共同体有助于消除人际之间显性的与隐性的矛盾, 有益于解决全球性的风险。

  一、对共同体的几种期待

  当代西马谈及了多种共同体, 如文化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等, 虽然它们担负的责任并不一致, 但富有共通处, 即都以共同文化作为确立的基石与交往的纽带, 并担负着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些共同体绝非虚妄之物, 它们关涉着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幸福问题。

  其一, 共同体是包容一切异质身份的人的开放体。在哈贝马斯看来, 共同体是一个交往与对话的场所, 共同体以文化这个共识资源为纽带, 将具有共同传统的民众联结起来, 给予他们平等的对待, 并将他们团结起来应对重要事件。不过, 哈贝马斯强调:共同体不能画地为牢, 它应是永远开放的包容体, 吸纳一切异质身份的人们, 为他们提供保护以及施展才能的空间。当然, 成员们因原来的文化将产生一些冲突, 不过, 在确立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 成员们通过相互学习, 增加更多共识, 从而为共同体确定更厚实的基石, 即异质群体是共同体必需的新鲜血液。异质群体范围广泛, 包括边缘人、宗教人士和亚文化群体等。哈贝马斯认为, “边缘人”或因居住地的缘由而身处社会的边缘, 或因文化差异而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宗教人士”则因其独特的教徒习俗, 招致了他人的误解和排斥, 从而被剥夺了一些权利。至于亚文化群体, 如少数族裔、同性恋等, 霍耐特指出:他们常因特殊的文化身份而遭受社会的蔑视和伤害, 难以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显然, 这些行为违背了文化作为共识资源的本意, 因为这种共识是无止境的, 它立足于无限拓展的生活世界之上, 吸纳着不断涌入的交往者;这些行为也束缚了文化的交往功能, 这种功能从不局限于某些固定群体与具体语境, 而是充分联结与团结着所有交往主体, 营造着家庭式的温馨。所以哈贝马斯提倡包容所有人, 尤其是异质身份的人, “包容意味着, 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对于一切受到歧视的人都敞开大门, 并且容纳一切边缘人, 而不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当中。”通过强调包容性, 哈贝马斯既凸现了共同体是温馨的开放体, 是民众的幸福地;也肯定了异质身份的人的价值, 如宗教人士深厚的宗教文化有助于非宗教的人士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和人生, 哈贝马斯指出:“我在此指的是对错乱的生活、对病态的社会, 对个人生活蓝图的破灭, 对生存结构的扭曲, 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表达的可能性和敏感性。”开放的共同体也是亚文化群体的福祉, 霍耐特认为, 共同体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 客观地评价亚文化群体的成就, 保证他们与其他成员享有平等权利, 给予他们相等的关照和呵护。

  其二, 共同体是平等生命共创、共享的民主场所。现实中具体的共同体绝非统治者恩赐的赏品, 而是诸多生命体辛劳创建的产物, 如威廉斯所言:这些生命体同甘共苦, 以共同文化为坚韧纽带, 筑建起共同体这个民主场所。在这些“生命体”中, 威廉斯最在意的是遭受特权阶级鄙视的普通民众, 包括无产阶级和所谓的“群众”, 这些尊贵的生命体为共同体的确立和发展贡献着自己才智, 将共同体由简单的聚集地完善为富有团结意识的生活场所。而霍耐特关切的生命体是“亚文化群体”, 如妇女和同性恋等, 这些人不缺乏才华, 并以自我方式促进着共同体的发展。正是这些鲜活的生命体积极地构建, 现实中才确立了一些不甚完备的共同体, 凸显一定的包容性和公正性, 从而提升了受压抑生命体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也正因为共同体由这些生命体共同创造, 所以当代西马强调它的资源是共享的, 而反对特权阶级垄断这些资源, 也批判以阶级的视角、教育的层次等标准来分配资源, 即生命体的层面上, 人人平等!“人类资源在各个方面都被视为共同资源, 只要你是人类一员, 就有权利自由使用这些资源。不过, 无论是何种资源的使用, 都必然是共同利用, 否则就毫无价值。前进的不是个体, 而是整个社会。”当然, 共享绝非平均分配, 而是依据生命体的贡献来公正地使用这些资源, 这种公正性既客观肯定了成员们的价值, 坚定了他们对共同体的信任, 也保证了共同体应有的差异性, 因为共同体是差异性的乐园, 而非坟墓。对于公正性, 霍耐特认为公平法律是它的坚实基础, 尤其对亚文化群体而言, 公正法律远比美丽承诺更有实效, 更能坚定他们对共同体的信赖。而当成员们享受到所期待的承认之后, 他们将更积极地倾注才智, 丰富和拓展共同体, 创造更高意义上的共同生活。为此, 威廉斯强调:共同体绝非一劳永逸的避风港, 而是在持续完善和创造中确立更大价值, 担负更沉重的责任。

  其三, 共同体是人类彼此关照、倡导团结的大家庭。就关怀对象而言, 威廉斯主要为普通民众的幸福而虑, 眼光专注于英国的政治状况;哈贝马斯则立足于德国和欧洲的前景, 希望这些地域的人们和睦共处。实质上, 当代西马通过探究这些具体对象的幸福状况, 进而将所得的经验移植到其他语境, 或拓展到全人类的层面上, 希望共同体成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自由家园与团结之所。当代西马之所以坚信共同体能够发展为人类团结的大家庭, 一方面, 人类的本性是相通的, 容易结成亲密关系, 如伊格尔顿所言:“当然人的身体在它们的历史、性别、种族、体能等等方面是有区别的, 但是它们在语言、劳动和性欲这些方面的能力则没有区别, 这些能力使得它们能够首先进入彼此之间潜在的普遍关系。”另外, 这种亲密性的形成还在于人们的悲悯之情从未停滞于某个地域和空间, 他们对所有不公的事情和残酷的事件持相同的批判态度。比如看到电影中某些贫穷和暴力的景象时候, 不同地域的观众都会报以同情和关心, 这无形中增进了人们的团结。因此, 虽然伊格尔顿毫不掩饰对大众文化庸俗性的厌弃, 但是他还是客观地肯定了它“在加强民族—国家的联接”方面的积极功能。无独有偶, 克拉考尔曾赞扬电影对贫困的揭示有助于人们自发地组建休戚与共的“人类大家庭”。另一方面, 当代西马指出:基于共同的命运, 人类需要团结起来, 协商解决重大问题,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对于“重大问题”, 比如后殖民主义与东西方文化隔阂等。萨特非常警惕这些幽灵, 因为它们常以文化方式潜伏于日常生活中, 不易察觉但影响深远, 它们既削弱了被殖民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培养了西方文化的无数膜拜者, 它们也助长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偏见, 加剧了东西方的隔阂和猜忌。为此, 萨特号召所有有良知的人一起消除后殖民主义与东西方文化隔阂, 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至于“全球性的风险”, 例如生态破坏和核战争等。由于这些风险的威胁是世界性的, 个人与某个群体无力应对它们, 为此, 哈贝马斯构想出世界性的共同体, 倡导全球人摒弃偏见, 协商消除这些公共事件。而韦尔默提倡通过政治与文化等多种途径, 确立一种协商公共问题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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